雪域高原写人生——优秀地方大学生在西藏边防记事 [复制链接]

第3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

　　雪域高原写人生
——优秀地方大学生在西藏边防记事
新华社记者谭道博刘永华本报记者刘伟
最近，成都军区在拉萨召开４０多年来首次地方大学生参军赴藏工作座谈会。应邀从西藏各边防部队赶来的昔日莘莘学子们，如今正以登上“人生高原”的豪迈气概，谱写着一曲催人奋进的时代壮歌。
　　　　从内地到高原，理想的风帆始终高扬
“大学毕业后，我投笔从戎奔赴高原，并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如果可以简单的概括，我觉得那是当代青年积极探索精神和执著追求信念的结合。”
马舜尧，这位已经进藏３年的汉语言文学系本科毕业生，现在是某部政治部的干事。４年大学学习生涯中，他品学兼优，入了党，并被评为“优秀学生干部”、“先进共产党员”。毕业的时候，导师多次劝他考研究生，学校也要他留校工作。但他深思之后的决断却是“选择祖国最需要的边疆地区，比选择繁华富庶的都市更有作为”。
２５岁的女医师金树榆，这位与“五朵金花”同一故乡的姑娘，当她选择了西藏边防部队后，她一家人几乎异口同声反对。而对她打击最大的，还是她恋爱多年的男朋友的“分手”。金树榆舍不得自己的男朋友，可是她说，好男儿志在西方，认准的道路我要坚定地走下去。
现任西藏军区总医院药械科主任的李正文，１９６４年从华西医科大学毕业后，自愿到艰苦的西藏。组织上给他提供了４次内调的机会，但他一次次地都放弃了。他说：“３０年西藏人生，我越来越觉得理想要与‘服从、需要、榜样、奉献’８个字结合。因为我们的理想就是为国奉献”。
　　　　在艰苦环境下，顽强地实现着自身的价值
一代代一批批知识分子满怀理想来到雪域高原，在极其艰苦的工作生存环境中顽强拚搏，创造出令人瞩目的成绩。
毕业于四川师大外语系的王奉平，在领导的支持下，办起了“军营文化夜校”。他一个人同时教授语文、英语和政治３门课。３年间他为来自汉、藏等５个民族的１２０多名边防战士讲课。１９９２年他辅导的５３名初高中文化程度的战士参加正式考试，总成绩和升学率都获军区第二名，一次就把４６名优秀边防战士送入各类学校。
在拉萨一下飞机就头晕脑胀，两个月内就患上了心动过速的张继万，从研究治疗“高山病”入手，开始了自己的事业。两个月后，这位大学毕业生就在同批学员中第一个拿到了治疗“高山病”的处方权。
１９９１年新兵进藏期间，张继万和另一个医生两人收治了４０多个病员。一个战士昏迷已达１０个小时，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他在两天没有休息的情况下，靠喝咖啡提神，照料一天一夜。在口对口的人工呼吸中，他把病人发腥的粘痰吸进自己的喉咙。如今４年过去了，他共收治了２００多例急性高原病患者，创造了无一例死亡的新纪录。
从小生长在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郝玉英，１９６３年７月从沈阳的一所大学以全优的成绩毕业后，过北京的家门而不入，颠簸１７个昼夜来到西藏，到连队去当医生兼卫生员。她在为干部战士看病的同时，主动为驻地农牧民巡诊，传授预防疾病的知识。仅一年的时间，她就收治军内外病人３００多人次。她原来姣好、白净的脸颊，变成了古铜色，体重由进藏前的５２公斤降到４５公斤。她在给父母和母校的信中说：“当你们看到我又黑又瘦的照片，一定会为我伤心落泪。但这证明我已在高原站住了脚。我仍然决心扎根高原，一辈子作贡献。”
就是凭着这样的事业心，郝玉英在省级以上医学刊物上发表了几十篇论文。１９８９年，党组织选拔她担任了西藏军区一所医院的院长。
　　　　向着崇高思想境界攀登
“我给了战士艺术，战士给了我灵魂”。发出这样感想的时候，年近５０岁的二级作曲家东海心里充满真诚和自豪。
６０年代，家住上海又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的东海来到了西藏军区文工团。在这里他要作曲，也要填词，还要编舞，还要做舞台监督，整个文工团，没有他不干和不能干的事。
有人为他的作曲专业惋惜，他个人也有过愧疚。可是“一到了高山哨卡，一到了边防战士中，你就会觉得自己奉献再多仍然远远不够”。他说：“我在西藏边防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坐标。我曾想过，如果回到上海，生活舒适，或许还能写出几首流行歌曲，可这些是无法与献身高原的壮丽人生相比较的。”
扎根的过程也许有痛苦。但就是这痛苦的过程，也是完善自己的过程。１９９１年７月从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余文彬，进藏担任一个副连职排长时，业务不懂，技术不会，别的排长疏远他，战士也不理他。痛定思痛，他找到了答案：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人格完善，全靠自己努力。他发奋学习军事技术。训练时软组织损伤，３个月不能动也天天让战士背着上训练场，跟班学指挥。官兵终于承认了他。他说：“到现在我才深深体会到，这３年的过程，是一个地方大学生知识不断丰富，能力不断提高，思想不断升华，人格不断完善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