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作一片霞——看评剧《秧歌情》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化作一片霞
——看评剧《秧歌情》
苏国荣
改编也是创作，其成就并不亚于新的作品。沈阳评剧院近日晋京演出的《秧歌情》，是石颖根据刘家声执笔的话剧《秧歌会首》改编而成的。它在原作的基础上作了再创造，其成功之处主要表现在如下两方面。
首先，深化了题旨。这是对原作的人物关系作了某些改造，改变了一些情节取得的。老会首和关老太这对秧歌领袖相爱了一辈子，然而为了秧歌事业不能结婚（秧歌会规规定，已婚的会首不能与舞伴产生爱情，结婚。为的是大姑娘小媳妇敢于入会），这一情节是新加的。这样一改，既表现了秧歌事业的发展，是一代代的人作出奉献得来的，又加深了剧中主人公李大嚷和蝴蝶的爱情悲剧的历史成因。
按理说，李大嚷和蝴蝶的爱情可以不走老会首的老路，爱情和秧歌事业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原来的会规也可以改变。然而，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传统道德观念却是难以改变。要知道，故事的发生地虽是关东秧歌的发源地，可它却是一个地处偏僻的半封闭的山庄。这儿的人们既是灿烂文化的创造者，又是传统道德的维护者。这种无形的传统力量，形成一个厚重的包围圈。尽管蝴蝴与关老太已不一样，新的时代赋予她很强的自主意识，力图来安排自己的命运，然而这个包围圈的力量太强大了，她已无法突破。在这种情况下，蝴蝶只得舍弃爱情，设法保住李大嚷秧歌会首的职务，自己违心改嫁给富商刘二宝，以便用金钱去支持村里的秧歌事业，而将爱情“化作一片云，化作一片霞”，与心爱的秧歌事业和心上的人儿萦绕在一起。这种出于对现实无奈的举止，是一种痛苦的选择，也是精神的升华。崇高总是带有某种悲剧意味的。蝴蝶的爱情悲剧带有新的时代特色，它是由旧的传统势力和新的商品大潮中涌现出来的两股合力造成的。前者使她失去了爱情，后者（金钱）使她失去了身子。《秧歌情》加进刘二宝这一满身铜臭的富商，其用意也许在此。
其二，《秧歌情》强化了戏曲的诗意。为了更好地发挥戏曲载歌载舞的抒情功能，作者删去了原作的巧玲、白天娥、结巴、乐呵等七八个人物，集中力量对剧中主要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进行开掘。李大嚷醉后在娘娘庙中独白、独唱的内心剖析，蝴蝶决心改嫁给刘二宝前那段撕心裂肺的独唱，都能达到委曲尽情、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剧本具有较强的文学性，有民歌风韵，很多语言是诗化的。
这是一出富有民俗风情和地方特色的戏曲。然而这种风情和特色，不是游离在人物之外，而是和人物的性格与命运紧密相连。如首尾出现的轿子与棺材相遇的红白喜事，其实是贯串戏剧始终的悲中有喜、喜中有悲的情感着色，并有一定的寓意成分。蝴蝶跳大神是一种出于自我保护和为了秧歌事业的机智伪装，在人物的命运和性格之中。尤其是自始至终的扭秧歌，更是在情景之中，在人物之中。
导演（杨晓彦、王平）很有才华，把地方风情、民族文化的特色描绘得浓浓的，把人物的心灵氛围渲染得足足的。与舞美设计者共同创造的大鼓，既是具象的，又是抽象的；既有空洞的可变性，又有艺术的观赏性。尾声出现的“化作一片云，化作一片霞”的满台动态造型，将人物的精神境界和戏剧气氛推向了高潮，是神来之笔。演李大嚷的徐培成，演蝴蝶的宋丽，能深入到人物灵魂深处，演得活灵活现。唱得富有韵味，舞得极有情感。
如果这出戏能进一步加强民间色彩，把秧歌扭得更“浪”些，扭出关东人民的豪情来，就更好了。然而，它毕竟是一出具有人文意义和文化品位的好戏，剧本文学和舞台艺术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