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活国有企业在于政策的配套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国有企业改革纵横谈

　　搞活国有企业在于政策的配套
乌杰
企业不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体制的原因，也有非体制的原因；既有企业内部的原因，也有企业外部的原因；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只抓其中一两个因素，不抓政策配套，企业是“活”不起来的。从目前看，还有一些因素是需要考虑的：
第一，书记、厂长（经理）的现行任免不规范，随意性大。该提的提不上来，该免的免不掉；提拔任免与企业效益脱钩，与能力和工作绩效脱钩；如果用人不当，上级主管单位和个人也不承担相应责任。这种提拔任免办法往往使书记、厂长（经理）只对上级负责，不对效益和职工负责。
第二，政府机构设置及其行为不利于企业搞活。政府机构臃肿（国外政府部门一般为２０—３０个，我国约有８０个部委），专业部门林立，职责不清，运行机制不科学，办事效率低。政府一些主管部门对企业不适当的干预太多。政企不分，政府职能很难转变。
第三，企业内部组织和管理不规范。主要表现在机构设置不合理，运行机制不健全；①机构过杂，一个企业仿佛就是一个政府，工、青、妇、纪检、监察等等，一应俱全。②党政关系不顺。“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在实际执行中成了“你领导、我负责”（即书记领导、厂长负责），这在逻辑上矛盾，实践上造成扯皮。书记、厂长闹矛盾的很多，社会上所谓“核心、中心，两‘心’相撞变‘火星’”，就是指这种情况。③在已股份化的企业，董事长及总经理的任免也不规范。而且“新三会”（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和“老三会”（党委会、职代会、企管会）的设置要求，使不少企业无所适从，不知如何处理好这些“会”之间的关系。
第四，企业办社会的问题。现在企业要负担职工的衣、食、住、行，以及生、老、病、死、伤、残、灾、受教育、就业等，使企业不堪重负，无法“活”起来。第五，金融系统管理不够规范。如银行贷款缺少原则和规范。一个信贷员往往就能掌握企业的生死命运，这被人戏称为“信贷员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第六，历史包袱多，如债务、冗员、资本金不足、设备老化陈旧等。
第七，对国有资产实行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的双重管理。任务不同，改革的要求也应不同，不可能把国有企业全部推向市场。
鉴于此，我认为，必须运用系统观点和系统方法，把“搞活”当作一个系统工程，对企业的内、外部环境一并治理，配套改革。说到底，“搞活”的问题，是个科学管理问题。配套改革过程就是使管理科学化的过程，也就是规范各种行为的过程。比如如何实现干部人事管理民主和科学化，政府机构设置合理化，政府行为和功能规范化，宏观管理、产业政策制定、市场管理、企业组织结构科学化等等。总之，抓各行各业的配套改革和规范化管理，是搞活大中型企业的根本手段，也应成为１９９５年体改的中心任务之一。
其次，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其实也就是关于“公有”与“私有”的争论。无论企业姓什么，无论哪一国的企业都有一个亏盈的问题。要使企业有利润，说到底，就是经营者善于使用所有者给予的使用权（或经营权），因此管理者本身的素质，就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目前，国有大中型企业有２０％的效益好，说明这２０％企业的领导者的选拔者是英明的。人的管理是第一位的，从严对人的管理十分重要。
其三，英语的“Ｅｃｏｎｏｍｙ”（经济）是由希腊语“Ｏｉｋｏｎｏｍｉａ”词根派生的，而“Ｏｉｋｏｎｏｍｉａ”是由“Ｏｉｋｏｓ”（家庭）和“Ｎｏｍｏｓ”（管理）两个词组成的。从词源学看，经济的实质就是由“家”的管理延伸到对“国”的管理，经济问题说到底是一个管理问题。这个深刻的思想，直到当代，我认为也是无误的，“经济学”最深的内涵是“管理学”。
其四，国外、国内搞活国有大企业的经验证明，企业改制必须与管理的改善配套，使搞活国有企业成为一项系统工程。日本电信电话、国铁的改制，都伴随着管理体制、企业组织结构等方面系统的大幅度调整，绩效明显。新加坡的国有大企业赢利目标明确，管理有方，又面临开放的竞争性环境，内外条件系统配置较好，一直是成功的样本。相反，韩国的浦项钢铁联合企业，在８０年代国家绝对控股时，曾被称为世界上效率最高的钢铁企业；在国家的股份减让至３０％多实行“民营化”后，由于管理体制等问题，在９０年代沦为被“经营诊断”，以观后效的企业。孟加拉大部分盈利的国有企业１９８６年改制后，由于政府政策不配套，企业缺乏管理人才和经验等原因，其中６０—７５％的企业现在或者亏损，或者无力偿债，或者已宣布破产。在国内，类似情况也存在。同样是放权让利、承包制，首钢得到的权利较配套，又搞科学的严格管理，一把手１０多年不变，结果就比别的企业活，绩效也不错，１９９４年钢产量已达１０００万吨，以后还想实行承包制。相反，搞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也有搞不活的。这些事实充分说明，搞活企业，要抓配套改革、配套改革的管理以规范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完善企业内部管理。
因此建议：第一，企业负责人的提拔任免应尽快规范化、公开化，或采用公开招聘、择优录用、奖罚分明，谁推荐、谁负责的责任制等科学制度。
第二，政企分开。政府机构和职能转变要与企业改革同步进行，政府机构、职能、行为不规范，企业无法进行科学管理，即使内部机制改革了也难以运行。目前，机构改革明显滞后。
第三，规范企业内部管理，没有实行股份制的企业要尽早改革“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实行彻底的厂长负责制，变“你领导、我负责”为“谁领导、谁负责”，谁领导谁就是法人。书记厂长一人兼可作为过渡办法，同时辅之以规范的民主管理措施。已股份化的企业也应实施一元化公司制领导体制。这一点对于搞活企业至关重要。
第四，尽快出台社会保障改革措施，并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其他法规政策体系，亦应抓紧建立健全。
第五，所有的配套改革，如人事、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转变、企业内部管理、银行贷款的规范、债务的处理等的改革，都应和宏观改革的完善（金融、财政、税收、投资等项改革）综合配套，同步进行。否则，宏观改革的作用，很难达到预期效果。现在微观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效益不好，必然影响到宏观调控的力度、范围和作用。
当前深化改革的实质是为了变革传统的、落后的管理机制和方法，确立全新的、科学的管理体系。管理一方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管理本身又是创造新的生产力的必要手段。正如马克思所说，管理能把许多单个劳动组织起来，使之“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新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３６２页）。而这个“‘新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第１６６页）这就是说，科学、有效的管理对增加企业经济效益乃至整个社会财富，起重大作用。现代企业有两大支柱：一个是现代技术；另一个是现代管理。而现代技术的产业化、商品化，也须依靠科学管理去实现。有人统计，中国现有工业企业的生产效率仅是日本的１／１０，主要在于缺乏科学有效的管理。只要强化科学管理，我国企业现有的效益可提高２—３倍甚至更高。因而，加强和完善对企业的分类管理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总之，强化宏观（国家）、中观（市场）、微观（企业）各层次、各行业的管理，意义重大。建议明年为中国科学管理年的开始之年，动员全社会狠抓科学管理、系统管理、行政管理、文化管理、经济管理等等，从严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