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学术)
专栏：

　　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
李喜所
欧洲文化是西方文化的基石，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轴心。二者犹如银河两岸的两个星座，交相辉映，潜移默化，影响着世界的文化格局。但是，文化的交流不像以钱易货那样简单，即使在主客观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也有一个相互碰撞、理解、积淀的过程。中国文化之所以对欧洲发生影响，既受客观社会需求的制约，也经历了一个曲折而长期的历史积累。
司马迁的《史记》曾有关于欧洲的记述，希腊学者拖雷美在公元１５０年著的《地理书》也对中国有极简单的描述。不过，这都是一种臆测。张骞通西域，打开了中西交流的通道，经过几个世纪的推进，丝绸之路逐步形成。中国的丝织品、茶叶、瓷器、药品等经阿拉伯转运欧洲，欧洲的一些物品如珠宝、钱币等被带到了中国。汉唐乃至宋元时期，中欧之间的联系虽在一步步扩展，但大致停留在为数较小的贸易方面，其中诚然有过轰动欧洲的《马可波罗游记》的印行和基督教（唐时称景教）的东入中土，但严格意义上的深层的文化影响是有限的。因为东西方还谈不上什么文化需求，无论是欧洲人还是中国人仍然没有悟出双方文化的魅力何在。欧洲经过文艺复兴的思想文化洗礼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客观要求，迫使西方人要走出欧洲，影响世界，古老的中国自然对欧洲人有莫大的吸引力。因为中国的四大发明曾使他们受益无穷。欧洲人对产生这些先进技术的中国理所当然怀有浓厚的兴趣。加之，１５世纪航海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为欧洲人抵达世界任何一国提供了交通方便。１５４３年天主教耶稣会的建立，欧洲出现了一股宗教狂热，耶稣的信徒妄想让上帝的光环普照地球任何一个角落，当然包括地大物博的中国。
于是，伴随着商人、游客的东来，一个不大不小的传教士队伍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所始料不及的是，这批传教士在播植上帝福音方面成果寥寥，中国文化则以他们为主渠道，对欧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渗透。
１７世纪前后的欧洲是呼唤世界、呼唤理性的时代。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如利玛窦、龙华民、庞迪我、邓玉函、汤若望等，就他们所见所闻的中国文化粗略向欧洲介绍，恰好适应了那时欧洲人的品味。１６１５年发行的《利玛窦日记》，１２次再版，被译为６种文字。西班牙在华传教士的旅行报告，再版２８次，译为７国文字。一部描述清兵入关的小书，则发行了２１版。英、法、德等国对东方的习俗异乎寻常地感兴趣，先后出版了７部研究中国礼俗的书，如《中国礼俗政治讨论》、《中国礼俗政治档案》等。据可靠史料记述，中国典籍的最早西译本为《明心宝鉴》，由罗明坚译为西班牙文，约在１５９５年。１６２６年，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将五经（《诗》、《书》、《礼》、《易》、《春秋》）译为拉丁文，这是目前所知的最早译本，在杭州刊印。那部扑朔迷离的《易经》，更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研究者。中国文化的内在美，欧洲人已经品到了。一位名叫布伯的英国诗人写道：“东方有孔子，孤立如高峰，教人以为善，切实且可用”。可见，个别的欧洲人对中国圣哲已有一种崇拜。
伴随着传教士对中国古籍的翻译，欧洲一些有远见又学识渊博的学者开始致力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陆续出现了专攻中国学的汉学家，并出版了一些作品。以德国为例，１５８９年在法兰克福出版了《强大中华王国新志》，１６６３年在奥士堡出版了《中华经典铨译》，１６７２年米勒出版了他多年搜集和研究的杰作《中国的刻碑》，１６７８年基尔谢出版了他编译的《中国历史》，１６９７年莱比尼次出版了他的《中国新志》。整个１７世纪，欧洲的汉学研究虽处于起步阶段，谈不上有高水平的研究著作问世，但巴黎、伦敦、柏林等地汉学的点点星火，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到１８世纪，巴黎逐步成为欧洲汉学研究的中心，并首创汉学一词，一些著名的大学筹组汉学系，有关的讲座和研究机构亦应运而生。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在１８世纪末１９世纪初，较全面而深刻的一个汉学新学科在欧洲创立起来了。
如果说１７世纪前后主要是来华的传教士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东土“取经”，那么到１９世纪中叶之后则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变成了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殊不知此时西方的“经”里也渗透了某种中国文化的因子，虽然是经过欧洲人提炼和重新创造过的。因为，１８世纪前后的二百年间，中国文化对欧洲影响最大，有的思想家如伏尔泰曾主张“全盘中化”。这种影响虽然还较难从哲理上进行准确的概括，但就一般现象看，主要表现在文学艺术和政治思想两个方面。
文学突出人物形象和具有细腻的情感色彩，最易于不同民族和国家间的文化沟通。１７、１８世纪，英、法、德等国逐步流行少数中国文学作品，一些著名作家或是从中国取材写散文、诗歌，或是改编中国古典故事写短篇小说，或是吸收中国文学的创作方法和文学理论进行再思考，从事文学评论。他们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和评判虽带有猎奇性质，充满好奇、片面和不准确，如将贾宝玉说成“性情暴躁的女子”，将明朝皇帝译为“猪皇帝”，但中国文学特有的表达方式和丰富的内涵使他们大受补益。
艺术作为一种文化，鲜明生动，在流传中很容易为异国他乡的民众所接受。中国的丝绸、瓷器、漆器等传入欧洲，与其说是生活需求，倒不如讲是艺术欣赏。这些精美绝伦、巧夺天工的艺术佳品，往往为欧洲人所倾倒。特别在１７世纪末和１８世纪初，欧洲艺术界一反庄严古板的静态的艺术风格，掀起一股乐观向上、崇尚自然的颇具生机的新的艺术风尚，被称之为“罗柯柯”运动。中国的绘画、建筑、园林、工艺品、民间戏曲等，由于贴近自然，源于生活，形象逼真，于是在欧洲风行一时，给“罗柯柯”运动注入了新的血液。
儒家政治思想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主要是适应了１８世纪前后欧洲风云突起的反对愚昧的宗教而寻求理性主义的思潮。那些富有世界眼光又力求在理论上突破传统的思想家，孜孜不倦地从中国文化中寻找思想理论武器。儒家思想所论述的天人合一、个人修养、家庭与国家的关系、个人对国家的责任、和谐的人际关系、有序的伦理道德、宁静而富足的小康生活，给欧洲不少思想家以理性的启迪。１８世纪前后在西方出现了几位很有影响的“欧洲孔子”，如法国的伏尔泰、英国的坦布尔、德国的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东方文化十分崇拜，认为中国文化优美无比，并从他们的价值取向出发去吸收和传播儒家文化，构筑他们的思想体系和政治理想。伏尔泰是欧洲思想启蒙运动时期伟大的思想家，认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呼吁欧洲人在中国文化面前一要赞美，二应自惭，三须模仿。他将儒家的哲学、政治理论、道德伦理、人性论、社会法则等进行综合研究，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建构了一套很有影响的新的社会学说。中国文化在伏尔泰身上可谓硕果累累。
客观地讲，１８世纪前后欧洲的一些著名的思想家都努力从中国文化中汲取营养，欧洲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突起，或多或少与中国文化有一定的联系。鸦片战争之后的一批研究中西文化的思想家鼓吹“西学源于中国说”，虽有夸大之处，但确有合理的地方。诚如一位德国汉学家所言：“就历史来看，世界文化的发展，是由东方而西方的，所以西方人研究东方文化，这是件自然的事，也是必然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