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报刊论文摘要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苏联报刊论文摘要

苏联报刊论文摘要
党对地方出版事业的领导
“真理报”八月二十九日发表社论，指出加强党对地方出版局的领导的意义。摘要如下：
党对出版局的正确领导，是使出版局的工作获得成绩的保证。地方出版局照例直接隶属于各共和国的文化部。但是当地的党组织对于这一重要的思想机关的工作也不应袖手旁观。凡是保证了党的领导，凡是党组织对文化部的出版局和出版管理机关有着高度严格要求的地方，人民所需要的良好书籍的出版任务就完成得比较顺利。
但是应当指出，许多地方党委会没有尽心地领导出版局，因而也就把改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工作的大量机会，改进群众政治教育工作和在完成经济政治任务过程中加强党的影响的大量机会放过去了。有些党的州委会和边疆区的区委会把领导出版局的工作简化成为个别的、间或的干预行动。它们对出版机关的干部了解得很不够，没有深入地研究他们工作的内容，很少对出版的书籍进行分析。因此无怪许多出版局不能完成它们所负的任务了。
一些地方党组织对于以高度原则性、以对思想缺点和错误的不妥协精神来培养出版机关工作人员这一项工作，作得很不够。它们很少关怀出版编辑工作人员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党委会的责任就是要制止这类情况，力求提高出版机关工作的思想水平，争取进一步改进书的质量，对出版粗劣作品的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
地方党委会没有充分帮助各出版局吸引有经验的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来写作书籍。很多出版局在出版有关党和苏维埃建设问题的著作方面，每年都完不成计划。党委会的直接责任，就是要经常关怀各出版局作家成员的质量的改进。
各出版局的基层党组织在完成地方出版局所负的任务方面，起着不小的作用。它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加强生产纪律，发扬主动的创造性，以一种不倦地设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群众方面政治上和文化上的要求的精神教育出版编辑工作人员。
反对宣传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死背条文的作风“真理报”八月四日发表了一篇以“反对宣传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死背条文作风”为题的论文。
摘要如下：
宣传和鼓动是党的思想工作中最重要的一个部门。宣传与鼓动内容的缺点常反映于思想工作的其他部门中。
报刊宣传与口头宣传中，最重大的缺点之一是在报章杂志所发表的许多理论性论文与宣传论文中，以及在口头讲演与报告中，叙述材料时所使用的教条主义和死背条文的方法。教条主义和死背条文的作风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事业带来巨大损害，它们妨碍我们干部去正确理解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的政策。
教条主义往往表现为把这些或那些在具体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理论性结论机械地运用到生活中的一切场合。在阐述实际材料时往往不去深刻地分析历史事件，不表明党如何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没有说明产生新口号，改变策略的原因。
思想工作方面的实践表明：我们的许多宣传工作者在进行口头宣传与报刊宣传中，不幸竟使用了学究式的、死背条文的方法。另一些宣传工作者则往往把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上的结论的详尽解释归结为全部引证背熟的公式。宣传工作中的死背条文作风妨碍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创造性的研究。
运用引文的方法暴露了宣传工作者无力处理材料，对于这些材料，他们为要作好口头宣传或报刊宣传是必须很好地理解的。宣传工作者援引了大量引文，而不对所研究的问题作生动的叙述，这就使为进行研究所必需的材料完全和生活脱节。
在宣传论文，演说，座谈会中往往有引用几十条引文的情事。一个引文跟着一个引文，往往毫无联系地、甚至无丝毫必要地被引证着。
敖德萨州委会书记戈特同志在今年四月“共产主义旗帜”报上所发表的论文“斯大林论科学法则的客观性质”，和斯达夫罗宝里边疆区党委会讲师波皮克同志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在“斯达夫罗宝里真理报”上所发表的论文“世界的可认识性及其规律性”可以为例，这两篇文章中塞满了这么多的引文，以致作者的话实质上已不存在。
当然，认为完全不允许引文，认为援引各种权威的来源就要遭到谴责，这是不正确的。不是这样。引证完全是可以允许，并且也是正当的，全部问题在于引文援引得是否真正必要。
宣传工作中的死背条文的作风也表现在一些出版局滥出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注释性的一些小册子。这些小册子的页数往往大大超过它们所论述的那些经典著作。注释者的语言完全干燥滞涩。这类注释者所写的“通俗化”作品在读者面前显得贫乏，有时甚至是曲解原著。不久以前这些小册子简直是充斥各个书店。这些小册子益处很少，有时甚至有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掌握，因为它们吸引人们不去研究原著，亦即不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原作，不去研究党代表大会、党代表会议以及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本身。
教条主义和死背条文的作风在科学工作中也流行着。近几年来相当数量的学位论文都失去了对于某种问题的真正的、创造性的研究。某些学位论文，作者宁愿走最容易的道路：写带有编纂性质的学位论文，这种论文是一种概述，更准确地说，是关于某一问题的各种主张的汇集。这当然比创造性地熟谙事理地来探讨一定的问题要容易得多。但是从这些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死背条文的学位论文中能否获得益处则是值得怀疑的。
正如实践所表明的，在宣传工作中可以看到在对待理论与现时生活联系问题上的两种极端。一些个别的宣传工作者讲述党的历史，好像讲述革命事件的编年史，讲述时日过去已久的历史一样，并且不将所研究的理论原理与现时生活联系起来，甚至在迫切性已很明显的时候。但是，也可以遇见这样一些事实：把联系现时生活归结为选择偶然的，次要的事实和“迫切的”例证，或者是用狭隘的，和所研究的理论材料关系很远的实际当前事务的讨论来代替理论上的分析。
只有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来深刻地研究和体会生活本身，才有可能消除宣传工作的死背条文作风，明朗而深刻地阐明行动中的，而不是凝结为公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