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医德医风建设献计献策 [复制链接]

第5版(读者来信)
专栏：大家谈

　　为医德医风建设献计献策
编者按：长期以来，广大医务工作者本着“人道主义”、“救死扶伤”的宗旨，满腔热忱地为广大患者服务，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但在医疗队伍中确有少数辱没“白衣天使”称号的医务人员。他们为了一己之私利，违背职业道德，无视患者的痛苦，对工作极不负责任，甚至向患者及其家属索要“红包”。本版今年先后刊登的《姜凤琴“猝死”之谜》和《如此收受“红包”》所披露的情况，便是两个突出的例证。最近，本报群众工作部邀请首都几所知名医院的领导和医务工作者，就目前医德医风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办法进行了座谈。下面刊登的是部分与会者的发言摘要。　　　　　　　　　　　　　　　　　　　　　
　　　　树医德重在教育
杨荫昌（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副主任）：医德是医疗行业的职业道德，包括医疗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等等。中国自古以来崇尚医德，留下不少佳话。在西方，“医学始祖”希波克拉底的观点中，最重要的一条即是对病人不能分贵贱，要一视同仁。
现在，经济大潮冲击着社会每一个角落，医院也不可能是“世外桃源”。在这种大环境下，医务人员该怎么办？我的看法是，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对行医者都要强调医德。医疗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医疗事故常常是有震撼性的，出了问题就不得了。对于“红包”问题，不能放任自流，要加强教育。现在有的医院一抓“红包”问题就搞背对背，到病人家里查，就像查案子一样。但平时你做了什么工作了？教育谁了？到要查这些事的时候才说查出来后果自负。医院还是要多做点经常性的教育监督工作。
李颖（北京医科大学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医德医风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方面表现在“红包”上，一方面表现在服务态度上。有的医护人员想不通，为什么服务工作做了那么多，还有人批评？其实这也很好理解。医疗工作做得好不好，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人们对此多关注一点，这不奇怪。现在，在医务部门，一些年轻人的道德滑坡现象确实很严重，为社会、为他人服务的意识越来越淡薄。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中，待遇低是其中之一。现在社会上脑体劳动报酬倒挂现象仍很突出，有的博士生收入不如高中毕业生，这方面的问题要尽快解决。医护人员的知识水平虽然都比较高，但不等于道德水平就高，就能抵制不正之风，所以还是不能放松对他们的思想教育工作。
　　　　医院要让病人有安全感
游凯涛（北京红十字朝阳医院外科主任）：群众对“红包”问题反映比较大，这是事实。我对“红包”做过一些调查，医务人员收的“红包”大体有这样几种：１．术后给“红包”。病人快出院或已出院时送“红包”，大多是为了感谢医务人员，这在外科病人中占１／３左右。２．未做手术或术中送“红包”，这是为了安全。这类“红包”占５０％以上。３．听说别人送“红包”，自己随大流也送，这种人送“红包”目的不大明确，占１／３弱。４．医务人员向病人或病人家属索要“红包”，这已不是什么“红包”，而是地地道道的“黑包”了，这种情况占极少数。从医务人员收“红包”看，在外科至少有一半以上患者向医生表示要给钱物，但真正收的很少，暗示索要“红包”的是个别的。
李颖：“红包”现象是与医疗活动的宗旨相悖的，从全国范围看，问题的确不少。但是对卫生管理部门的一些做法我们也认为不妥：最近卫生管理部门来检查，查拒收多少“红包”等等。我看医德医风好坏不能以拒收多少“红包”来衡量。实际上，一个医院如果管理得好，医护人员不收“红包”，病人主动就不送了。病人一入院，就开始在病人中调查该送谁、不该送谁、送多少等等，如果病人都说不用送，他也就不送了。病人送“红包”，这说明他们在医院还缺少安全感。
　　　　对“红包”问题还是要真抓
王洁（北京妇产医院党委宣传部干部）：对医院存在的不正之风，不必大惊小怪，关键是要正视它，并认真治理。有的医院对发生在医务人员身上的不道德行为一味袒护，这很不应该。出了问题，挂着不处理，必然助长不正之风。
李燮彬（北京儿童医院党委书记）：对于杜绝“红包”问题，我认为，只要加强管理，严肃处理，就会产生效果。今年我院接到投诉５起，都作了严肃处理：政纪处分两个，行政处罚两个，有一个扣了半年奖金。前些年北京的“红包”问题也很严重，这两年抓得比较狠，处理了一些人以后，情况有了很大好转。一些外地来京看病的人也说，北京的医德医风的确比外地要好得多。抓医德医风，光说在口头上不行，必须要动真格的。
本报记者士心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