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住学术这方净土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化)
专栏：文化探访录

　　守住学术这方净土
记者：自古以来，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承者，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８０年代的“文化热”也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但近年来，随着经商热的兴起，人文类知识分子被相对冷落。在这种情况下，学者如何守住学术这方净土？
汪晖：在科举制废除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对文化的控制权事实上就很难存在了。这是一个体制性的问题。还应该看到，在现代化过程中，随着教育的普及，知识精英与大众的界限也不像过去那么鲜明了。人文知识分子的受冷落与所谓文化的“痞子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知识分子位置的跌落，还与教育制度有关，从事教育职业的人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这个问题也有知识界自身的原因。８０年代的许多知识分子研究的不是专业性的问题，而是社会性的问题。这些讨论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尽管今天从学术角度看还很不够。８０年代末以来，学术界提出了专业化、职业化的问题。所谓“专业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使学术文化不断向前发展，但另一方面使大学、研究机构与社会产生隔离，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影响力可能变小。
知识分子在专业化的过程中怎样对社会发言？应该对社会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力？这些问题值得研究。人文知识分子如今面临多重的压力，又要吃饭、又要说话，他们的地位需要一套经济政治制度来保障。现在的问题是，当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力降低的时候，可能连保护自己的能力也变小了。
朱正琳：８０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长期禁锢之后的“思想解放”确实会使人们对思想、文化、知识热上一阵子。更何况我们曾一度抱有一种成见，认为首先要解决思想上的问题，其他问题才能迎刃而解。但８０年代同时也解放了其他多种活力和创造力，这些力量生长起来、得到运用，对思想文化的依赖至少是不那么直接了。换句话说，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多种供人发挥才能的领域，知识分子不再能独领风骚也是正常的。如果知识分子传承知识这个职能未受阻碍，就无所谓冷落不冷落。想为“帝王师”、“天下师”，是士大夫们的雄心，当今的“精英意识”里是否还残留此种成分？
季羡林（北京大学教授）：据我所知，按国际水准国内教授的工资普遍较低。当然，我对自己目前的收入是很感激的。我们这些饱经沧桑的人没有他求，尚可安心，那些年轻人则很难再守净土。我很担心２０年后会有这样普遍的悲剧：老头老太在国内，儿女子孙在外国。这实在是国家应该重视的问题。恐怕不仅要从宣传上，还要从制度上给知识分子做学问以一定的保障。同时，这个问题还依赖于整个社会认识水平的提高，形成一种尊重知识的风气。
何博传：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主要不是“下海”还是“守净土”的问题，而是有些人“下海”又不认真，“守净土”又无真心。中国拥有一个世界上最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但不少人竟长期对国家经济建设贡献不大，对世界科学与文化建设贡献亦不算太大。这是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而不是某些知识分子个人的问题。“知识分子”的概念是个社会学的概念。科学技术界的知识分子有基础研究、技术研究和应用研究之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知识分子也有学者、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之区分。他们各有自己的角色和作用。对于搞学问的人文类知识分子，我是赞成钱钟书先生的说法：“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我们应该欢呼大批文人下海，反对大批“学者”闭门抄书，搞大量重复的所谓“研究”。“净土”要由真正甘于淡泊、身处世外的“荒江野老”去搞，社会应当真诚地支持这些少数派。
王焱：中国古代知识阶层有个传统，就是“守先待后”。每当中国文化处于低谷的时期，总有人出而存亡续绝，使之薪火相传。凭借这个传统，我们民族的文化才得以绵延不绝。
当犹太人亡国之际，他们请求罗马统帅允许保留破烂的犹太圣经学堂。谁能料想，就凭这学堂残存的几十个犹太学者保存下来的文化传统，将近两千年后这个民族得以奇迹般地复兴，使整个世界为之瞩目。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另一方面，即使目前这个时期，对于从事人文研究的知识分子来说，也还是近几十年来最好的时期。陈寅恪先生当年有言，文化不能徒托空言，端赖有形之制度为之依托。过去我们曾长期照搬原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是相悖的。自秦汉以降的两千多年里，儒道两家中自由经济思想都基本上居于主导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市场经济的确立意味着传统文化又有了有形的制度依托，意味着传统文化的复苏。这就为中国文化的复兴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因此我们是无须悲观的。暂时的冷落，正预示着文化的复兴。
（本文前半部分刊于本报今年１２月６日第十一版，至此续完）（附图片）
汪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