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塘沽新港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在塘沽新港
本报记者　林里
祖国的门户
这里是渤海湾。是离内地最近的一段海岸。它在大沽口的左边。
这里早先什么都没有——没有树木，没有人烟，凶恶的海水，把野花、小草都驱逐得远远的。
这里早先是光秃秃的一片碱滩。人们叫它“不毛之地”。
这里每天有两次海潮。潮水一涨，一、两人深的大水滚滚翻腾；潮水一落，十几里地的淤泥隔开了海洋和陆地，别说行人不能走，就是野兽都不能来。以往的若干年间，海潮就这样年复一年地、日复一日地、一天两次冲刷着这块祖国的土地。
可是现在——
人们征服了自然，控制了海水，战胜了淤泥，这荒僻的海滩上，出现了一个规模宏大的海港——塘沽新港。随着这个新型海港的诞生，这里的一切都变了。它变得使老年人不能认识这个地方，孩子们无法理解过去的荒凉。
建设塘沽新港的人们，总是那么亲昵地把塘沽新港叫做“首都的门户”，或者唤做“祖国的大门”。因为这里相距北京只有一百六十多公里，是海洋离京城最近的地方。从海上到我国首都来的外国朋友，首先在这里登陆。由国外输入我国北方的货物，要在这里靠岸。我国向外输出的物资，很多也在这里上船。塘沽新港在经济上的价值和意义是很大的。然而更重要的是：这个港口是用我们本国的人力物力修成的，进出这个大门的钥匙，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我国近百年来的历史上，海关一直操纵在帝国主义手里。漫长的海岸线上，找不到一个港口是我们自己修筑的。大沽口这个地方，更有它特殊不幸的遭遇。远在一九○○年，“八国联军”打北京时的第一颗炮弹就落在这里。由这次战争所订定的“辛丑条约”，还把“削平”大沽炮台，允许外国军队驻扎塘沽，做为重要内容之一。从那时起，我国便失去了在大沽口建设国防的权利。大沽口事实上成了任人宰割的殖民地，当然也不可能建设自己的商港了。因为大沽口没有了自己的防御力量，所以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武装，便不费吹灰之力从这里登陆了。日本法西斯很清楚大沽口这个地方的重要，当它在华北立脚未稳的时候，便开始了塘沽新港的建筑工程。他们预备每年从这里输出二千七百万吨掠夺的物资，以支持它对中国的侵略。但是，日本法西斯的狂妄野心并没有实现，它仅只完成了停泊三千吨级轮船的建设，规模是很小的。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国民党匪帮对于已有工程没有进行必要的维护和保养，航道淤成了浅水滩，码头前面几乎成了平地。国民党反动派更把美国兵带到了这里。他们对一些随便来此走走的中国人，都蛮横地恐吓着：“这里不是你们的领土。”就这样：大沽口这地方蒙受了将近半个世纪的侮辱和蹂躏。直到一九四九年初，大沽口才回到了中国人民自己的手里。从此，我们开始建设我们的海防，也建成了可以同时停泊数艘万吨轮船的商港。在港湾建设当中，塘沽新港又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头生子。它和伟大的根治淮河工程、成渝铁路工程、天兰铁路工程一样，是我们当代伟大建筑工程之一。
塘沽新港的水区面积很大，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工港可以和它相比。只去年一年，从航道里挖出来的淤泥，就相当于开凿一条从天津到北京的运河的土方工程。防波堤的长度，也是我国其他港口所不能相比的。紧靠海边的那根铁轨，可以和我国七条主要铁路干线相联。出新港船闸，溯海河西行，到天津，又可以和河北平原上的五条内河沟通。这里还有一个相应的船舶修造厂，担负着修理船舶的任务。随着这些巨大建筑物的产生，这里还出现了几千幢房屋和仓库，是为了迎送进出口物资及港务管理人员住宿用的。
然而，塘沽新港的整个工程并没有结束。现在仅只完成了第一期工程。今后将在一边使用，一边建设中继续前进。
码头小景
我到塘沽新港的那天，一号码头上停泊着三只大船。一只来自新民主主义国家，两只来自资本主义国家。三只大船的旁边，围绕着拖轮、驳船、起重船，还有舢舨。岸上的装卸机来回奔跑，火车的汽笛应声呼叫，搬运工人在忙碌着。二号码头上的两部自动装煤机，刚刚送走了万吨煤船，在迎候着下一船只。
负责码头工作的周省民同志，陪我参观了各个仓库和露天货场。在第六仓库的东头，万能装卸机把巨大的机器和成箱的机件，一部一部地推出仓外，装上火车运走了。刚刚下船的肥田粉，从地面一直堆到了仓顶，正由这座仓库的西头向东延伸着。周省民同志介绍说：“这些机器、肥田粉，都是从我们兄弟国家波兰运来的。”他特别把“兄弟”二字的声音加重，然后又深有所感地说着：“这才是真正的兄弟友谊。从苏联、新民主主义国家来的货物，没有一件奢侈品，总是汽车呀！拖拉机呀！再就是钢铁器材，肥田粉、科学仪器。都是我们眼前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上所急用的。”周省民对于国际友谊的体会是深刻的。他工作在海滨，却直接服务于内地的人民。他知道内地人民的需要，工作相当认真。他说山东省的农民，正在盼望着肥田粉，前两天，还给合作总社打电报，说：“赶快送肥田粉来吧！再晚了就赶不上用啦！”可是内地人民不知道，正当他们打电报的时候，兄弟国家波兰的船只却在这里卸货了。为了不误农时，准时地把肥田粉送给农民，周省民和他的伙伴们，还在装卸工人中发动了快装快卸运动。工人们已突破了每班卸装千吨货的计划定额。尽管如此，周省民的心情还是相当紧张的。他深怕耽误了农民的需要，他在自言自语地说着：“耽误了农民的需要，固然是合作社的责任。可是，农民的损失那就再也无法弥补了。”于是他转回头，面对着我说：“明天就叫肥田粉上火车，后天就可以送到山东了。”他说着，笑了。
露天货场上的汽车、拖拉机，一辆挨着一辆，排成了纵横相错的大队。保管工人用席子盖住了拖拉机的机身。然后轻轻地写上了“哥特”二字。原来这些汽车、拖拉机，是由捷克斯洛伐克运来，并且是用光荣的哥特瓦尔德同志的名字命名的“哥特瓦尔德号”轮船送来的。人们写上“哥特”二字，是表示我国人民对兄弟国家的友谊援助的深切感激。
我们绕道仓库的后面，远远看见纵横交织着高大的木架，大批建筑工人在爬上爬下。紧靠那个巨大建筑的旁边，轧路机在碾平着一个宽阔的广场。周省民同志说：“远处正在建筑的，是两座更大的仓库。因为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大大超过了我们的预计。于是，原来修盖的仓库不够用了。为了给新来的货物腾地盘，我们费了好大劲呵。政务院财经委员会还给我们规定了‘十大措施’，其中有一条是来货必须十天提取。就这样，原有仓库还是不够用。这才决定建筑两座更大的仓库。”说起旁边的广场，周省民更是兴致勃勃，他说：“那也是露天货场，有七千平方公尺大。也比原来的露天货场好得多。在这个露天货场上，已经铺了很厚的一层石子，要把它轧成像柏油马路一样结实，一样平整。因为现在来的货物，总是机器呀机器，泥土货场是支撑不住的。”他这简单而朴实的素描，正好说明这个新型海港的繁荣景象和它在祖国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和意义。
在挖泥船上
生活在大陆上的人们，能够有机会到塘沽新港来看看，那真是幸福极了。这里，和其他海滨一样，景色美丽，空气新鲜。站在那座钢骨水泥制成的码头上，远看，蓝澄澄的海水和淡蓝色的天空联结在一起，你分不清是天连着海，还是海连着天；近看，浪花翻卷着海面，建筑港口的人们驾驶着各种各样的船。他们机智、勇敢，向海洋进行着搏斗，向淤泥进行着决战。
我来到一种“吸扬式”的挖泥船上。这种船，头顶上顶着粗重的“绞刀”，屁股后边拖着长长的“尾巴”——这是排泥管。排泥管像一条莽壮的长蛇，从海洋弯弯曲曲的伸向陆地。船头上的绞刀往海底一扎，大量淤泥便神速地喷向陆地。吸扬式挖泥船的效率很高，尤其适用于水浅泥多的港区。在建设塘沽新港工程中，吸扬式挖泥船担负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挖泥任务。在船上，“塘沽号”挖泥队队长张庆元同志，给我介绍了挖泥船的变化和进步。张庆元从前是水手，解放后被提拔为塘沽四号挖泥船的船长。最近又提拔成领导八只大船的挖泥队长。他说各个船上的船长、驾驶，都是建港当中，从工人里边培养、提拔起来的。他找来船长穆成义，大车史金贵，以及一些普通船员。大家听他讲起提拔干部的问题，就都插上嘴来。这个说：“是啊！我们都是在建港中长大的。”那个说：“过去咱这地方没有这种人材，挖泥技术全都掌握在日本人手里。”第三个说：“那时候，谁敢摸摸人家的机器？除非你不想要脑袋了。”第四个说：“那时候他们糟踏咱，说中国人开不了机器，现在让那些帝国主义分子瞧瞧吧！” ……船上的人说到过去异常愤激，说到现在又是那样欢喜。这些在陆地上听过千百次的话语，到了海上却是那么新鲜。船员们对于一个来自陆地的人，似乎也非先从这里说起就不足以表达他们的情感。
接着，他们说到开始驾驶船只的心情，说到苏联专家如何帮助他们克服困难，说到他们怎样由不懂到熟练，以及怎样突破旧日指标，又创造了挖泥新纪录。船上的人说话嗓高、声大，又富有风趣。像是深怕海浪盖住了他的声音。这时候，我想起新港工程队副队长靳步同志说过的故事。
靳步同志初到塘沽新港的时候，还是一个刚出校门的学生，现在负责整个筑港工程队的党政工作和艰巨的挖泥任务。他说：“塘沽新港的建设过程实际上是挖泥过程。能不能战胜淤泥，是决定塘沽新港能否存在的关键。但开始我们没有经验，闹了不少笑话。”在他所说的，许多现在看来是“笑话”的故事中，有一段是这样的：
“那是刚刚进入建港高潮的时候，苏联专家沙士柯夫同志来了。问我们排泥浓度多大？——这一问，工程技术人员都傻眼了。你看我，我看你，谁也回答不来。老实说，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掌握浓度有什么用哩！沙士柯夫同志看见我们窘不堪言，就说：‘好吧，我们一起去看看好了。’我们跟着专家走，以为既然看浓度，那一定要上船哟。可是，专家不往海边走，却一直沿着排泥管子走去。沙士柯夫同志到了排泥的地方。伸手抓了一把，张手一看，说：‘不行呵！浓度不够。’
“‘多少才算够哩？’我们瞪着眼问。
“‘在苏联是百分之三十’专家回答说：‘——就是说：从排泥管里出来的，泥占百分之三十，水占百分之七十。’
“沙士柯夫同志看来是个严厉的人，大家暗地里揣猜说：‘一定是权威专家。’（以后知道他有许多关于挖泥工程的著作。） 可是，沙士柯夫同志对我们是那样循循善诱，处处表现诲人不倦的精神。他笑着，打着比方：‘排泥，和熬粥一样。稠粥，一捞一把米；稀粥，一捞什么都没有——水都从手缝里流跑了。你们现在熬的是稀粥，这就浪费了国家的人力和财力。’
“沙士柯夫同志又问：‘每小时挖多少泥？’我们回答说：‘三百立方公尺。’——苏联专家摇了摇头，没有说什么，其实，是不是三百立方公尺？或者还要多一点？我们全不知道。只是根据过去听日本人说这种船的效能是这些。
“这时，沙士柯夫同志给我们介绍了苏联的挖泥经验，具体说明如何提高排泥浓度，如何提高机器周转率。然而这并不是说没有了问题，如何把专家的指示变成现实？又如何把稀粥熬成稠粥呢？
“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绝大部分是青年，他们对国家建设的热情满高，但几乎没有一个是学港湾建筑的，中国的港口，过去都操纵在帝国主义手里。旧中国没有给我们留下筑港人材，也没有学习的榜样。怎么办呢？党经常教导我们的是：依靠工人阶级，有事和群众商量。
“于是我们和工人一起，寻找挖泥数量的准确数字，寻找排泥浓度不够的原因。这一找，问题出来啦！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机械运转效率低，一天二十四小时内，只有十五个小时挖泥。其次，在这十五个小时以内，排出来的是水多泥少，浓度只有百分之十五。同时发现，从机器操作到管理制度，存在着一系列的不合理现象。实在说，以前我们就没有个操作规程哩！
“我们依靠工人找到了问题，又把问题交给工人去解决。由工会领导大家找窍门，提合理化建议。行政上也具体标出‘课题悬赏’的题目。这一来，许多先进工作方法出现了，过去认为不能解决的问题解决了。挖泥浓度很快由百分之十五，上升到百分之三十。挖泥时间由过去的十五小时，逐渐提高到平均二十小时。由于挖泥浓度的提高，机械周转率提高，就使过去每小时挖泥三百立方公尺的陈旧定额，逐渐上升到每小时七百立方公尺的新纪录。这就是说：一只船的工作，差不多相当于过去两只半船的成绩。同时，我们建立了每五分钟试验挖泥浓度一次的‘浓度试验’制度，检查机器周转率的‘流速检查’制度，以及其他方面的操作制度。”
靳步同志说的挖泥工作的演变过程，实际上是塘沽新港的建设过程，也是每一个建设塘沽新港的人们的进步过程。“塘沽”号挖泥队队长张庆元，当他被提拔为塘沽四号挖泥船船长的时候，心情是那样紧张。他高兴，但又着急。他高兴自己当了船长，但他着急地自问着：“干得了吗？一个卖苦力、当水手的老粗？领导一条船可不那样简单？”可是他又想：“咱不干叫谁干哩？领导上成天说新中国要依靠我们来建设，我们能怕困难吗？”张庆元的伙伴们也鼓励他说：“老张，干吧！有我们大伙，你作不了难。”张庆元当了船长，正赶上工程局号召提高排泥浓度，提高机器周转率。张庆元和大家检查了自己的船，把全部挖泥时间计算了一下，一看，每天只有十五小时的挖泥时间。他大吃一惊！
“时间跑到哪里去了呢？”他计算着。把各种停车时间排列在眼前，除去一切必不可免的时间以外，他发现移锚停车和清缆停车占去的时间最多，平常每移动一次要占去七十分钟。他从解放前，日本统治时期大伙盼着船坏，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工人们尽量把移锚时间拉长的事实，得出结论说：“移锚时间是可以缩短，或者减免的。”他把他的想法交给技术人员研究，请工人同志们讨论，他自己同时做了三番五次地实际试验。一个“移锚不停车”的方法成立了。但这时候还有四分钟的“吹水”时间的浪费。张庆元的方法很快传到了各个船上。塘沽五号船本来也在试验，一听说张庆元试验成功了，他们的信心更强了，第二天，他们连四分钟的“吹水”时间也减去了。“移锚不停车”成了一个完整的方法。人们替他计算了一下，单这七十分钟的节省，一年就可以多挖十二万七千立方公尺的泥。
巨大的塘沽新港工程，就是依靠这些同志的逐步摸索建成的，就是依靠这些同志的点点滴滴的心血凝成的。（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