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二十字方针”总揽全局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两会述评

　　以“二十字方针”总揽全局
本报记者李仁臣凌志军
沐浴着３月的春风，历史又一次向北京聚焦。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在各位代表和委员们的驻地，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代表、委员们对“二十字方针”的高度关注。
“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这二十个字极为重要，可以从中看到目前中国的大局所在。
去年春天的话题与今年的话题，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去年，代表、委员谈论最多的是“两个加快”——“加快改革，加快发展”。热情的议论，言犹在耳。今年，大家是把改革、发展、稳定放在一起理解和把握。
“二十字方针”里增加的关键内容，是“稳定”。较之去年，工作方针的内容并非只有量的增加，更有质的进步。这就是，认真解决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以“二十字方针”总揽全局。
将改革、发展、稳定有机地结合起来，是１９９４年中国的一个进步。它是十五年改革实践中正反经验新的总结
１９９４年，在我国历史上，是改革的关键年。为什么这样说？代表、委员们的种种评述可以概括成三句话：
第一句，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强，前所未有，而且几乎全部是在最艰难之处展开；
第二句，今天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规模之大，在中国为空前，在世界也少有；
第三句，今天中国发展面临的情况之复杂，矛盾和问题之突出，令全社会感觉到巨大的压力。
这三句话表明，去年“两会”代表、委员所说的“两个加快”，已经成为事实。谈起这些，自称“乐观派”的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大琨说，“我看好我国经济的发展势头”。但是，他和其他几乎所有的代表、委员，都非常重视第三句话。
“我现在的心情是喜中有忧”，人大代表、山西省科协副主席仲济学说：“我看居安思危比较好。”
应当说，在发展中冷静地看到问题，在繁荣中仍有忧患意识，是成熟的一个标志。因此，今年“两会”格外关注“稳定”的提出。
人大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雷宇说：“‘稳定’这两个字今天提出来，真是太重要、太有针对性了。”
政协委员、八一农学院教授祝源又说：“发展势头不错，问题相当突出。所以有必要稳定一下，调整一下。”
政协委员、新疆中医研究所副所长火树华说：“让我看，经济的发展就像一个成长中的人，有点病，不奇怪，但是一定要治，治好病能更好地成长。”
近几天来，记者访问京、沪、鲁、湘、晋、苏、粤、桂、冀、藏、赣、陕、鄂等十几个省市区的代表，和政协民盟组、经济组、农林组、医卫组的若干委员，一路询问：“二十字方针”中，哪一项应当居于更重要的位置？
有人说是发展第一。比如江苏代表、南京汽车制造厂副总工程师朱正林说：“经济不发展，一切都谈不上。大发展，小困难；小发展，大困难；不发展，最困难。”
有人说是改革第一。比如河北代表、中国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孙琬钟就认为：“不深化改革，平稳、有序的发展就成了一句空话。”
有人说是稳定第一。比如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所长张均田就认为：“不稳定，就不会有改革的推进和经济的发展。”
应当说，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是，人大代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昭科的看法似乎给人更多的启发，他说，“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不能说哪个为主、哪个为次，更不能偏废哪一个。”
以“二十字方针”总揽全局，将改革、发展和稳定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不是用其中一个去否定、排斥另外一个。可以说，这是１９９４年中国的一个进步。但是，这个进步的产生，并非一日之功，正如人大代表、湖南省省长陈邦柱所说，“它来自过去十五年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实践”。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们经历过高速发展的喜悦，也尝到过经济下跌的苦果。“时起时落，膨胀收缩，循环往复。总是想要避免而又不能完全避免”，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冯克熙说，“我们的教训够多的。从大政方针上来说，最重要的教训，是没有理解好、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顾此失彼的缘故。”
今天代表、委员所说的改革、发展和稳定，有着不同于以往的含义。三者相辅相成的关系，更有着重大的现实价值
平心而论，“改革”、“发展”、“稳定”这三个词，过去代表和委员们都谈论过。如今，认识有了新的含义。
稳定——我们需要的是积极的稳定，而非消极的稳定。
人大代表、山东省计委主任林书香认为，“就稳定谈稳定，那是消极的稳定，不会成功。”
什么是积极的稳定呢？按照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陆学艺的解释，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既要顾及眼前的稳定，又要着眼长治久安，不能爱尺寸而忘千里；一个是，真正的稳定还要靠发展，没有健康的发展便不会有长治久安。
人大代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厉以宁说：“我们的问题的确很多，但我一向认为问题只有在发展中才能解决。”
持有这种观点的代表、委员相当多。不少人还能举出种种事实来加以证明。
厉以宁代表举例说，城乡就业问题、通货膨胀问题、三角债问题……等等，“你不发展，单纯求稳定，这些问题也解决不了”。
吴大琨代表说，让中国更快地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需要发展。
仲济学代表说，缩小贫困地区和富裕地区的差距，需要发展。
陈邦柱代表说，要让人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超过物价上涨的幅度，需要发展。
…………
这证明，代表、委员们今天所说的稳定，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从根本上寻求长治久安的道路。
发展——要有新思路，所谓新思路，也就是用改革的办法求发展。
由上一次大会到这一次大会，代表、委员们谈起发展这个话题，总是热情洋溢，希望中国强盛的急切之情溢于言表。
但是，同样一个话题之中也有着新的变化，虽然细小却意义重大。上一次说“加快发展”，这一次说“促进发展”。林书香代表说，“不要小看了这两个字的改变，它更直接、更明确地表明了改革和发展的关系”。
的确，今天代表、委员所说的发展，是以改革推进的发展，而不是简单的速度之争。
厉以宁代表以经济学家的眼光，从理论上分析经济增长的速度应当怎样才算合理。“我认为，应当从四个角度把握这个问题，”他说，“第一，投入的规模与资源供给的承受力相适应；第二，产出的规模与购买的程度相适应；第三，投入产出的过程使得成本下降，效益提高；第四，经济增长的幅度可以吸收新增就业年龄的人数。”
陈邦柱代表是湖南省省长，他从地方实际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上来说明发展的新思路：“我们湖南紧挨着广东，看见人家发展得那么快，我们的压力真大呀！可是这些年来，我们也明白了一条，发展是数量的增加，更是质量的提高。盲目攀比，一味上项目，搞得不好，不仅不是‘聚宝盆’，还会成为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绞索’。所以，１９９４年，我们的发展原则是，在现有存量上下功夫，打基础、上水平、增后劲。不在扩大规模上下功夫。”
“少新建，多技改”、“变粗放为集约”、“不仅保持速度的增长，更要争取效益和质量的增长”……诸如此类的话题，词异义同，在“两会”上已经越来越多，越来越响。
改革——坚定与稳妥并重，既不能滞后，也不能超前。
“改革是发展的开路先锋。”“１９９４年是改革的攻坚之年。”我们接触的所有代表、委员几乎都谈到了这两句话。
这是代表、委员们期待已久的时刻。还在７年前，人们就在谈论“闯关”，以后虽然一度沉默，但是，推进改革的呼声始终如潜流争湍。现在，潜流荡出，势成潮涌。改革在解自身进程中最难的题目。面临这样的局势，代表委员们却显得分外冷静。
“高度重视艰巨性和复杂性，准确把握时机和力度。”人大代表、山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振在谈到今年的改革时说，“有两个问题必须注意：一个是各方利益关系，一个是各方承受能力。”
“越是坚决地推进改革的时候，越是要强调稳妥，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休克疗法’，毕其功于一役，”陆学艺代表说。他提醒人们不要忘记１９８８年改革“闯关”曾经引起的社会震荡。“那一年许多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情，比如价格改革，这几年不声不响地就做了。这说明，改革需要物质的准备，也需要思想准备。好事做得太超前，太急迫，也会欲速不达。”
李振和陆学艺两位代表讲的是“稳妥”的问题。更多的代表、委员则在呼吁不能滞后，坚决推进，唱响改革主旋律。这是因为，从大局上讲，改革滞后的方面实在太多。
为什么大中型企业费尽心机仍然步履维艰？雷宇代表说：“产权制度改革不能深入，企业机制难以转换。”
为什么总是控制投资规模又总是控制不住？曾昭科代表说：“旧的投资体制没有改变，就必定是压而复涨。”
在江苏代表团，代表们正在酝酿一件提案——“加快建立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吴光英代表是这个提案的发起者之一。作为港南工业炉有限公司总经理，他深感社会保障制度的落后，制约着企业的改革。“一个企业，经营的事情要去找政府，可是职工的生老病死住房教育打架吵嘴，哪一样都要管，你要精简一个人，他的生活就没有着落，他就跟你死缠活磨甚至拿着刀子威胁你。”他感叹道，“政府办企业，企业办社会，大家都在干自己不该干的事。这状况不改变，企业哪里能好得起来？”
改革、发展、稳定，代表、委员们今天已经不是在孤立地讨论这三者的重要，而是深深地意识到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这无疑是１９９４年两会议政之声的一个进步。
改革决胜的关键在于上下左右同心同德。和和睦睦搞建设。在大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演好自己的角色，是中国这场波澜壮阔大变革的参与者应尽的历史责任
有两个变化造就了１９９４年全国大局中的新的形势：
其一，改革自上而下展开，这与过去１５年里改革多是自下而上、步步递进的情况不同。
其二，改革是在旧体制最顽强的领域里全面推进，这与过去１５年里改革多是在旧体制最薄弱的环节上单兵突进不同。
由于这样的形势，不少代表、委员的话题都会转到同一点上来：决胜的关键在于上下左右同心同德。他们所说的“上下”，是指中央和地方；他们所说的“左右”，是指各部门和各领域。
“我们必须坐在国家这条大船上，”人大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赵富林说，“像划桨的水手一样听号子，听鼓点，乘风破浪前进。”
“‘二十字方针’是大局，”人大代表、广东省省委书记谢非说，“我们都要关心这个大局，服从这个大局，在工作中体现这个大局。”
代表、委员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立足大局思考问题。
人大代表、陕西省省长白清才谈的是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他说：“作为一个省，想问题，办事情，首先要注意在大局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从陕西的情况看，就是要坚持量力而行的原则。”
人大代表、山东省人大主任李振强调动员亿万群众。他说：“必须引导群众自觉地把思想集中到支持改革上来。”
人大代表、江西省省长吴官正则针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问题强调纪律的重要。他说：“严守纪律，搞好局部，支持全局。”
施宁荪委员专论抑制通货膨胀；辜胜阻委员谈到合理引导“民工潮”；张仲礼代表呼吁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曾昭科代表强调加快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肖国金委员谈到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问题；回良玉代表说“农业是安天下的产业，忽视不得”……代表、委员所谈论的这些问题，都是一个局部，也都是推动大局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