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岛是怎样落入“金钱游戏”陷阱的（中） [复制链接]

第3版(经济)
专栏：

　　台湾岛是怎样落入“金钱游戏”陷阱的（中）
股市——不公平的赌局
俨然是“超级大赌场”的股票证券市场，由于可以光明正大地下注，股价暴涨暴跌，更是充满诡异多变。因为暴力阴影常常伴随股市四周，以致公仆们都视“证管委”为畏途，纷纷挂冠而去。
台湾的证券交易所成立于１９６２年２月，属于开发中地区的资本市场，远不如担任资金中介角色的金融机构。但谁料想这样一个池浅水少的股票市场在１９８６—１９８７年突然狂热发展起来。开户人数从１９８６年的４７万户增加到１９９０年的４６０万户，平均每４．７人一户，开户密度成为世界第一；每日成交额在１９８６年时仅２３亿元，到１９９０年２月已达２０００亿元；１９８７年７月以后的两个半月中，股价指数上升９１．５％，虽然１９８７年１０月与１９８８年９月股市两次崩盘，但由于货币供给额年增率仍高，股市仍有足够燃料向前再创高价，１９９０年２月股市指数直冲１２６００点，嗣后，随着货币供给量连续３个月的负增长，与套汇资金外流带来的金融紧缩，股市一蹶不振，股票市场连续４年的激情才开始消退。
在发达国家正常的股票市场中，市场机能本身具有稳定价格的功能，当需要增加时，股价上升，供给量立即增高。而台湾的股市供给不能因市场需要而变化，主要症结在发行市场。台湾公司上市的审查过程极为严格，上市股票相对有限，再加上承销价格多有意压低，导致新股上市均有连续上涨的“蜜月”时期。在这种情形下，部分公司上市目的是利用发行上市炒做股票，来替股东赚取利润，替公司募集资金的目的反而在其次了。
由于股市流通的筹码不足，极易受少数人的哄抬，所以台湾股市人为操纵的色彩极浓。从上市公司内部的董监事、高级经理人员，到民意代表、官员、记者，无不利用各自所能得到的信息，从事内线交易，谣言与小道消息满天飞，目的都在设法左右股市行情。而投资人均是被一个“利”字吸引到股市来的，缺乏正确的投资观念，他们不管公司业绩如何，只要能够炒高股价、带来赚头者即为好股票。资本额不高的“小型股”，公司面临整顿边缘的“问题股”，都成为炒作对象。如此一来，盲目地抢进卖出，股价就随投资人一窝蜂的心理因素而上下震荡，使得市场赌博的投机风气更盛。与“大家乐”、六合彩比起来，后者还算有一定的游戏规则，可说是公平的赌局。而股市游戏则是有消息来源者占优势，会制造谣言者可发财。
除了操纵，违法行为也尽在其中。１９９０年因世界经济不景气，台湾股市下跌，使得不少人惨遭套牢，于是违约交割、丙种垫款、伪造股条情形相继暴发，仅日盛、长鸿、六州、元大等证券公司，调查局一年即侦办８６件，涉及金额４７１亿余元。另外，黑社会自７０年代便进入股市兴风作浪，到８０年代末，更以其强大火力及神龙见首不见尾之态势，将台湾股市卷进黑色风暴，致人人自危。
造成台湾股市违法脱序现象普遍的主要原因在于主管部门不能善尽职责。诸如，不许人为操纵股票价格；诸如，董监事、经理在股价消息未公布前不得从事该股票买卖；诸如，证券商不能接受以内线交易及有操纵股市意图者的委托买卖，都在证券交易法规定之内。但是徒法不能自行，从外国引进的法律条文，在台湾“金钱游戏”文化之下，缺乏市场自律的行为，证管会缺少执法的调查权，更没有执法的魅力。犹如买了一部外国机器，却没有操作手册，也没有训练有素的操作员，或许本来就没有人想去操作，故而形同虚设。
四分利游戏尽耍八年
曾经呼风唤雨，却如一场恶梦，来得快去得也快的“地下投资公司”，在１９９０年８月２３日，随着“鸿源投资公司”总裁沈长声一脚踏入台北土城看守所时，这场长达８年的四分利金钱游戏，正式到了谢幕的时刻。
台湾“地下投资公司”的形成始于１９８２年。当时鸿源机构以由客户出资１５万元为一股，不论盈亏，每月一律领回１万元红利的方式吸收资金。这种模式成为大多数“地下投资公司”的经营方式。据统计，台湾“地下投资公司”全盛时有５００多家，吸收资金总额在３０００亿元，其中吸收资金在３亿元以上的就有２６家，仅鸿源机构就有２０万投资人。
“地下投资公司”民间称之为老鼠会，它以后来者的本金支付先到者的利息，犹如大老鼠带小老鼠入会一般，只要贪图其高利者不断涌入，其资金就如滚雪球般地成几何级数增长。
老鼠会与六合彩在同一历史时期形成。由于台湾的金融市场一直在主管当局的高度管制和保护之中，金融机构的业务局限在传统的借贷业务中无法突破，失去了竞争能力。８０年代前后，民间财富的增加，使得传统的储蓄方式渐渐不敷社会所需，“地下投资公司”开始应运而生，它像海绵吸水一样吸引住投资者的心。这块海绵的魅力就来自一个“利”字。投资人之中，多数是教师、退伍军人、公务人员、家庭主妇等平民阶级，他们大多从报纸上也看到“地下投资公司”的不正常经营方式有问题，一旦新进资金不足以支付高利，便会立即倒闭。但在高利的引诱下，他们认为只要自己不是最后一只老鼠，赌个一年半载就可以回本。
遗憾的是，沦为最后一只老鼠的大有人在。以鸿源的投资人为例，一位太太向记者说：“鸿源把我害惨了！为了它，我婚姻破裂，不足两岁的孩子判给前夫，现在一个人到台北当老妈子，每个月６万元的‘死会’还得娘家帮忙凑还！”另一位单身在台的退伍军人，为多存些钱回老家探亲，入金“鸿源”，如今钱也没了，家乡也回不去。“鸿源”的投资人承认，他们当初确受高利所诱，如今是爱得越深的下场越惨。
这场四分利金钱游戏使财富在投机风气中重新分配。老老实实遵循传统价值标准者，不随“利”逐流者，都成为社会上的“新贫民阶级”，过去勤奋工作的工人、努力生产的实业家、奉公守法的公务人员……都在暴利诱惑下消失了。
在处理“地下投资公司”的问题上，台湾当局显露出公权力的不足和无力，虽一再表示将从严取缔，却未见具体成效，使“地下投资公司”猖狂了近１０年才敲响丧钟。这其中的原因除执法不力外，另有奥妙。据说，在“鸿源”的投资人当中，有不少系党、政、军各界要员，在检察机关的侦办过程中，在“鸿源”最后一次停止出金后，仍有不少特殊人士施加压力将资金抽回，难怪一般投资人嘲讽说，当局等高层人士出金后才采取“断腕”措施。可见，当局公权力无力的根源就在当局自身。
（原载《改革》１９９４年第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