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塘沽新港（续）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在塘沽新港（续）
本报记者　林里
漂荡的城
站在塘沽新港码头上，仔细观察港区的水面，你会发现：有一道碧绿的清流，它像一条线，把大海划成了两半。这条清流，就是人工挖成的主航道。一共有十五点二公里长，六十公尺宽，深达零下七公尺，涨潮期间，会有十公尺左右的大水。有了这条主航道，吃水二十七英尺的轮船，就可以直驶新港码头靠岸。
主航道主要是由自航式挖泥船挖成的。
一天上午，我坐海上测量人员的拖轮，离开陆地，到了自航式“快利”号挖泥船上。这种船的构造和动作，许多地方与吸扬式挖泥船相反。自航式挖泥船上有个大肚子，叫泥舱。屁股底下拖着个铁“耙子”。工作时，“耙子”往海底一放，淤泥就涮拉涮拉地滚进泥舱。然后，它带着这满肚子的淤泥，自己航行（其他式的船要拖轮拖带）到主航道外面的大海里，把泥倒在那里，再轻飘飘地返回来，进行下一次的挖泥。“快利”号在三大自航式挖泥船当中，是最小的一个。但它一次就可挖走五百立方公尺淤泥。船上的负责人高国栋同志向我介绍说：去年，这只船每挖一舱泥要三十—三十二分钟的时间，今年，只要二十一—二十四分钟的时间就够了。可是去年，它和它的姊妹船—“浚利”号，就完成了相当于以前五年工作量的总和。尽管有了这么大的成就，船员们却并不满足。今年，按着新的定额，“快利”号每小时挖泥九百立方公尺。可是船员们早就突破了这个数字，每小时的挖泥量达到一千零五十立方公尺了。
高国栋以前是个普通船员，也是建港中逐步提拔起来的。他领导着“快利”和“浚利”两只大船，担负着深水航道的全部挖泥任务。“快利”船上有五十四名船员，长期生活在海上。一般人每月“走港”（登陆休假）一次，休息四天，少数领导人员每半月，“走港”一次，在家住两天。他们吃的水，是由“水星”号驳船从天津送来的。烧的煤，是由煤驳送来的。另外，有拖轮每天给他们送书报、信件，以至米、面、油、盐、菜蔬一类的东西。
过去，船员们过着海洋上的单调生活，“国家”从不关心他们；只是解放以后，他们才和大陆上的人们一样：尽他们应尽的义务，享受他们应当享受的权利。我到船上的这天，正好赶上他们改选船舶
（相当于工厂的车间）管理委员会的委员。而且是用票选。当选票集中在一起，进行统计、唱票的时候，忘了选举监票人，人们立刻提出了意见：“等等，选个监票人再唱票！”监票人选举出来了，票数统计好了，新的委员产生了。五十多个人热情地鼓着掌，散会了。这时，我抓住刚才那位统计票数的青年，问他是什么干部！他说他本来负责统计工作。不过，“头几天反‘五多’，把我反掉了。现在还没有分配工作哩！”他所说的统计工作，是指各项运动的统计。在这五十几个人的船上。当然是不必要的。从他那滑稽的回答里，我们可以看到：海上的人，的确是随着祖国大陆上的脉搏跳动而跳动，随着祖国大陆上的呼吸而呼吸。
这天傍晚，晚霞映红了蔚蓝色的海面，灿烂辉煌的红光，反射到每一个人的脸上。船员们劳累了一天，各自按着各自的乐趣休息了。甲板上，三个年轻人在下跳棋。两个老人，一声不响地走象棋。泥舱那面，传来了悦耳的胡琴声和哨呐的长鸣。爱静的人们，背起了他们的双手，漫步在甲板上，眺望着辽阔的海洋和天空。只有青年团支部的三个干部，坐到高高的船顶上，讨论着下月份的工作计划。青年团支部书记李金声向我走来。我说：“这儿真像一个水上乡村。”
“不！”他立时纠正说：“这儿是一座城市呢？有电灯、自来水，有收音机，还有单间招待所哩！”这天晚上，我就在这漂荡的城中，住了“单间招待所”。
这个招待所可真不简单，像一般城市的旅馆。有台灯、有顶灯，还有一个小小的电扇。
第二天一早，走出房间，睁眼一看，一面鲜红的国旗，插在高高的船上，飘在蔚蓝色的海上。“这是什么意思？”我纳闷地问着。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呵！”——真是，祖国的一切，他们记得是这样清楚，感觉是这样亲切。
我找到青年团支部书记李金声，请他说完昨天晚上没有说完的话。李金声说话有声有色，处处显示着年轻人所特有的乐观情绪。一谈到工作，又是那样认真、严肃。他领导下的青年团员，个个具有钢铁般的坚强性格，这是海上工作所必备的。李金声说：“今年天气特别热，头两天——就是暑伏的那两天，船上热得简直受不了。工人们热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有的一天一夜只睡一、两个小时，有的两天只吃了半小碗饭。可是，太阳一直在死晒，锅炉一直在死烤，锅炉房里的气温高达一百三十度，平常人一进屋就晕倒。在锅炉房烧火的年轻人，两个人一班，每小时要填送三千多斤煤，工作又紧张、又劳累。按着劳保条例的规定，已经完全可以停止工作了。这时，行政上从天津送来了避暑药，熬了绿豆汤，还在甲板上搭了凉篷。也曾想过从机器设备上改变这种情况，可是在目前条件又不可能，于是我们开了个青年团的会，让团员们讨论怎么办？团员们说：‘劳保条例是国家对我们的关心。我们如何对待国家任务呢？要是我们一停止烧火，挖泥船就像人死了一样，什么也不能干了。再说，船停一天，就等于少收入两千万元。’年轻人们接着说：‘我们既然是光荣的青年团员，就应该经得起考验，就决不能把国家任务放在一边。’于是，他们走进火烤着的锅炉间，拿起那把三十多斤重的大铁锹，照样每小时填送三千多斤煤。就在这天，李玉海同志热病了，但他坚决不‘走港’。也在这一天，一个烧火工人昏倒了，青年团员李福海跑过去，接过那个大铁锹说：‘我替你上港。’干开了。不多时，又一个工人昏倒了。团的小组长曹金山，本来刚刚干完了自己的一个‘小班’（四小时），应该休息了。但他不声不响地接过昏倒者的铁锹，又干了两小时……这一天，一连有三个工人昏倒，但他们的工作，都由青年团员代替了，锅炉的汽压始终保持着它的饱和点，挖泥工作照常进行着。”李金声抹了抹他的前额，他对于热的体会显然是深刻的。
我回味着李金声的谈话，想着那些年轻人，他们，真像一首苏联歌曲里所唱的：“在火里不怕燃烧，水里亦不会下沉。”祖国有了这么坚强勇敢的年轻人，还有什么艰难困苦不可克服哩！这时候，我眼前走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他叫陈贵，是“快利”号的船长。今年已经六十二岁了！
“海员不是五十五岁就可以退休养老吗！你怎么……”我关切地问着。
“国家需要。眼前这种人材又少。再说，能多干一天，就多尽一点义务。这也就不辜负国家的关心了。”陈贵，像一般掌握航行方向的指挥者一样，稳重，又沉着。他说在自航式挖泥船的船长当中，他的年纪还不是最大的。“浚利”号上的船长已经七十多岁了。现在领导这种船挖泥的，一般都是五、六十岁的人。老船长说到这种情况，表示十分痛心：“有什么办法哩！过去港口掌握在帝国主义手里，旧中国没有给我们培养这号人材，一解放，这里建设，那里建设，一下去那里找这末多船长呢？再说，这种船，既不像航行在大海的船，又不像其他形式的挖泥船，没有几十年的海上经验，实在干不了。”老船长说国家对他们这批老人十分关心，他们除了基本工资外，还有养老津贴和海上津贴。国家为了照顾他那昏花的眼睛，去年把他调到天津内河的小船上，一面休养，一面工作。可是，今年提出加深塘沽新港的主航道的任务以后，船上的领导人配备不开，他又重新回到“快利”号上。他走上他的驾驶台，睁大眼睛盯视着航行的方向，指挥着舵手们：“向左……向左……保持正常。”老船长很清楚，国家交给他的任务，主要不是每天工作八点钟，更重要的是教徒弟，培养人材。
说到教徒弟，陈贵谈起了他的历史和家常。他在海上生活了四十五年，从一九二七年就当船长。他有四个儿子，可是他早就下决心说：“决不让年轻人再干这一行。”经验告诉他：“人，天好的人，一到船上就坏了。”
这也难怪陈贵，他过去所看到的和接触到的，船上是黑暗的集中点。船员们受着帝国主义的直接剥削和压迫，受着反动统治阶级的愚弄和蒙蔽。他们过着海洋上的特殊生活，也就形成了他们的特殊性格。许多船员上了船，就赌呵！吃呵！一赌起来，什么都丢到了脖子后边，甚而花钱雇人值班：
“老张，替我上一港，给你五毛。”自己却在醉生梦死。好容易有一天上了岸，他们就嫖呵！喝呵！到头来，工资总是不够。总是欠着债，甚至连自己的吃穿都弄不上。怎么办呢？——这时候就只有走私、偷盗、打架、骂街，以及干出其他人所想像不到的恶行。旧社会，旧社会就是这样啊！它把多少纯洁、善良的人们都糟踏成了“坏人”！海员，就曾被反动统治阶级侮辱为“脱离人生的野人”。就是因为这些，陈贵决心不让孩子们“再干这一行”。就是因为这些，船上的人员越来越少，以致形成今天这种青黄不接的局面。
现在，陈贵已经放弃了不让孩子“干这一行”的决心。他说，社会变了，人也变了，年轻人到那里都有无限光明的前途。陈贵和我见过的其他几位老人，都极力鼓励年轻人上船，还特别欢迎“有知识的”青年上船。他们说：我们这些人都是一个大字不识，摸索了几十年，要是航海学校毕业的大学生，或者几年就可以学成。
这天中午，船上的四位老人和我一起共进午餐。露天甲板的餐桌上，放着四大盘菜，其中有一个是比目鱼，有一个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吃过的“八带鱼”。老人们一边吃，一边招呼我：“吃吧！你是很难吃到这么新鲜的鱼的。”“这是刚刚从海里捉起来的。”“八带鱼，外面买都买不到的。”说着，老人把一块大鱼放到我的碗里。……我和四位老人畅谈，越谈越感到他们善良可亲。老人们谈到过去的痛苦，说：“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说到未来，他们却有着更大的兴趣。老人们总喜欢说“变了”。变了，的确一切都变了，社会变了，人也变了。过去的淤泥地带，已经长出一些丛绿、茁壮的杨柳和香槐，码头上成天放送着愉快的歌曲，就是夜晚，电灯和探照灯，把港区照得通亮明。……至于将来，将来的塘沽新港是我国人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北方大港”，也是祖国门口的一座美丽漂亮的花园。
一九五三年八月在塘沽新港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