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孩子们留些什么？（1）为孩子改造成年人的世界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给孩子们留些什么？（1）
为孩子改造成年人的世界
本报记者祝华新卢小飞董伟
编者的话：２月８日，本报一版头条发表了何刚同志来信《一个为春节出的新话题——给孩子们留些什么》，并提出将就此问题展开讨论。果然，春节期间，这封信中提出的观点，引起许多读者的共鸣。记者卢小飞、祝华新、董伟利用假日休息时间，走访了许多不同岗位上的家长，把各种各样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归纳、分析，筛选出了一个颇带共性的命题：如何为孩子改造成年人的世界。围绕这个命题，他们写了几篇文章，目的是为下一步的群众性讨论提供一些思考的“靶子”。
给孩子们留些什么，说到底，是如何培养我们的下一代的问题。这是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跨世纪工程。邓小平同志不止一次地指出，要教育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江泽民同志也强调发扬６４字创业精神。应当说，目标是十分明确的，问题在于如何落实，具体到每个单位、每所学校、每个家庭，应该从何着手？每个人应当如何规范自己的言行？诸如此类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正因为如此，社会各界对这一讨论十分热心，也有几家报纸正在讨论类似问题。本报非常关注这些讨论，很想从中汲取一些有益的经验。从今天起陆续推出的文章，观点不一定很全面，分析也不一定很得当，欢迎社会各界踊跃发表自己的意见。
山东省青少年研究所的张华等人对省内１７所大专院校３０００名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引起记者的极大兴趣。这份调查的结论是：在新生代身上携带着父辈文化的某种“遗传密码”。要研究目前全国１．８亿名中小学生以及２５０万名大学生，首先必须研究他们的家长。
这一代孩子的父母大多是经历过十年“文革”的那代人。在本该是温馨浪漫的青少年时代，他们备尝颠沛流离之苦，现在日子好了，特别希望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得到某种精神补偿。他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不想让孩子受一点委屈。中国传统的“护犊”现象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内蒙古草原探险夏令营的带队老师杨金华告诉记者，他原先执教的北京三里屯三小为了让孩子们了解社会，锻炼艰苦条件下的独立生活能力，曾安排学生到郊区一个山村去短期“留学”。消息传出，便遭到许多家长的反对。他们说：“我们在农村苦了那么多年，为什么还要让孩子们去吃苦？”吃苦耐劳、不怕挫折本是苦难的岁月给这一代父母的宝贵馈赠，他们也常常为此感到自豪，但并没有把吃点苦、受点累视为人生成长的必由之路。因此，这一代父母不希望孩子哪怕在最低程度上重复自己的经历。人生历程异常丰富的一代人，偏偏养育出“抱大的一代”。这是很值得深思的。　这一代父母年轻时没有受到完整的教育，基本上是靠自我教育走向成熟。曾在四川插队三年的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徐友渔副研究员说，他们这代人经历过“文革”的震荡，很多人自我评价，是非感、正义感较强，但文化修养普遍欠缺。有的人却坐没坐相、站没站相。这就难怪他们对孩子举手投足、待人接物的文明教养重视不够。此外，“文革”鼓励人们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反权威、蔑视规则，流风余绪影响到孩子，是不遵守规则，不愿受任何束缚，纪律不够严明。比如说，父母领着孩子过马路，只要没车通过，闯红灯是普遍现象。叮嘱孩子单独上街时注意安全，也只是说“看车”。在孩子的心目中，红绿灯规则没有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重要性。从红绿灯规则到一切社会规则，它们的强制性和社会规范功能对这一代孩子来说都有弱化的趋势。父辈“怀疑一切”的心理潜移默化传给孩子，还使他们自食其果，导致父辈权威的削弱。孩子对家长和老师的教诲常常不当回事，有抵触情绪。
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副研究员何光沪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文革”以来，家庭的墙壁加厚了。政治运动破坏了正常的人际关系，使一些人对他人和社会缺少信任感，而把几乎全部注意力投向家庭生活，转移到孩子身上。家庭功能强化，社会意识淡化。很多集体宿舍过道脏乱不堪，一家一户却很堂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对孩子在学校参加劳动、在社会上参加公益活动，有的家长实际上不很支持。这在潜意识和无意识中会助长孩子的自我中心倾向。对此，徐友渔也有同感。他说：在不少人的心目中，要么就是志士仁人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管最大的事情；要么就是凡夫俗子在家庭里操心油盐酱醋茶这些最小的事情。恰恰没有很多人管中间的事情。一些发达国家的公民可能不太关心大选，但对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社区服务这些身边的社会生活异常热心。比较而言，我们的公民参与意识单薄，“公共空间”狭小，这必然会妨碍年轻一代社会意识的发育。
这一代父母从大动荡的年代走来，即使个人经历大致相似，每个人从中得出的人生经验也不尽相同。不同的价值观、人生观、社会观，在孩子身上留下了不同的文化烙印。例如，同样参加过草原探险夏令营的学生侯彦，在父母的支持下，从小学三年级起就远足锻炼，去过黑龙江、新疆、海南等地，还四次到农村“留学”。他骄傲地说：“我不觉得自己是个小皇帝！”这样的孩子、这样的家庭还有不少，不能因为某些令国人难堪的对比，就笼统地否定中国的两代人。要紧的是如何教育孩子，这应该形成全社会的共识，下决心为了孩子改造我们的成人世界。
——这一代父母需要充分而谨慎地使用自己的教育资源、文化资源。多给孩子讲一讲“上山下乡”中的人生经历，讲讲农村的生活，讲讲民族的苦难和祖祖辈辈艰苦奋斗的历史。同时，要警惕“十年动乱”在自己身上的文化遗存，注意弥补自身教育不足的缺陷。让今天的孩子继承父辈的生存韧性，并且更文明、更尊重社会规范。
——大人们需要更加热心于社会生活，改变那种消极、冷漠的社会心理。要健全和发育各种社会组织，恢复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相互依赖的社会联系，为下一代提供一个健康而广阔的社会生活空间。这样，孩子才有可能从自我中心的“小皇帝”变成懂得协作的“社会人”。
（请看下篇《谁是孩子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