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农村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艺术与农村
赵树理
此次边区文艺座谈会上，除提出赵树理方向外，并涉及农村文艺运动问题，惟因准备不足，未能深入展开讨论：故会后特约赵树理、王亚平等同志为文各抒所见，深望各地文艺工作者来稿参加研讨。
　　——编者
　　　　　　
只要承认艺术是精神食粮的话，那末它也和物质食粮一样，是任何人都不能少的。农村有艺术活动，也正如有吃饭活动一样，本来是很正常的事；至于说农村的艺术活动低级一点，那也是事实，买不来肉自然也只好吃小米。
在历史上，不但世代书香的老地主们，于茶余酒后要玩弄他们的琴棋书画，一里之王的土老财要挂起满屋子玻璃屏条向被压倒的人们摆摆阔气，就是被压倒的人们，物质食粮虽然还填不满胃口，而有机会也还要偷个空子跑到庙院里去看一看夜戏：这足以说明农村人们艺术要求之普遍是自古而然的。广大的群众翻身以后，大家都有了土地，这土地不但能长庄稼，而且还能长艺术。因为大家有了土地后，物质食粮方面再不用去向人求借，而精神食粮的要求也就提高了一步，因而他们的要术活动也就增多起来。
农村艺术活动，都有它的旧传统，翻身群众，一方面在这传统上接收了一些东西，一方面又加上了自己的创造，才构成现阶段的新的艺术活动。
据我所见到的，成绩最大的是戏剧和秧歌。凡是大一点的村子，差不多都有剧团，而秧歌在一定的季节，更是大小村庄差不多都闹的。按传统来讲，这两种玩意，在过去地主看不起，穷人们玩不起，往往是富农层来主持，中农层来参加，所表演的东西，无论在内容上形式上，都彻头彻尾是旧的，只是供他们乐一乐就算。群众翻身以后，自然也不免想乐一乐，可是在农村中，容人最多的集体娱乐，还要数这两种玩意儿，因此就挤到这两种集团里来。可是新翻身的群众，对这两种玩意儿感到有点不得劲——第一他们要求歌颂自己，对古人古事兴趣不高；第二那些旧场旧调看起来虽是老一套，学起来却还颇费工夫，被那些成规一束缚，玩着有点不痛快。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便对这两种东西加以大胆的改造——打破了旧戏旧秧歌的规律，用自由地语言动作来表演现实的内容。这种作法出来的东西，不但是懂艺术的看了不过瘾，就是村子里学过这一道的人，虽然一面也参加在里边，一面却也连连摇头，大有“今不如古”之叹。不管这些人怎样不满，而这种新戏新秧歌却照常办公，并且发展得很快。从他们每一个作品的整体看来，虽然大多数难免不成所以，但差不多都有它的独到之处，而这些独到之处又差不多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农村的音乐，其传统与戏剧秧歌同，只是现阶段成绩比较坏。在农村中，自乐性质的吹吹打打集团，名义虽有“八音会”“十样锦”等之不同，但其为“吹吹打打”则一，在历史上也是地主看不起，穷人玩不起，只有富农领着中农干的。群众翻身后虽然也把它接收过来，但没有耐性去学细吹细打，只能打一打大锣大鼓。
与音乐相近的则有歌曲：这方面在历史上虽有小调存在，且也有人利用过，但却不能说就是小调的发展。农村的小调倒是农村无产阶级的东西，不过大都是些哼哼唧唧的情歌，不但是唱的人自以为摆不到天地坛上，就是勉强摆上去也不成个气派，因此在过去就不能在公开的场合去唱。可是一般人都有“唱”的冲动，而历史上没有唱的东西，在实在蹩得吃不住的时候，就唱几句地方旧戏来出出气。抗战以来，作音乐工作的同志们编了一些抗战歌曲，填补了这个历史上的空子，于是就开了农村唱歌之风。群众翻身以后，此风更发展了一步，几乎是男女老少无人不唱，无时无地不唱，碰上个下乡工作的同志便要求教他们些新歌，可惜这方面的供给量太少，以致于有些把打蝗的歌拿到结婚的会上去唱的。此外，在小调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运用在戏剧上。
在图书方面，群众也有要求：翻了身的群众，有了桌子，桌子上也有了插瓶镜子之类，墙上却也有了字画。他们对那些旧的中堂字画感不到满足（也可以说是没有那些雅兴），并且为了不忘共产党，也都爱在中间挂几张毛主席、朱彭总副司令等领袖像。他们买不到时，好写写画画的人就自己画。这些画往往还画得象个人形，可是你要硬说象谁就很难确定，原来画的是毛主席，下边写上朱总司令，别人也看不出来。把这些画像贴到中间，在旁边还挂上一些不知何时何人结婚的龙凤喜联。
在诗歌方面，空白很大：文化界立过案的新旧各体诗，在现在的农村中根本算是死的，而新旧小调、歌谣、快板之类，虽然也有浓厚的诗味，但究非好的诗作。目前“王贵与李香香”、“圈套”（后一篇载太行文联编的文艺杂志）这一类作品确可以填补这一空白，但产量还少，仍须大家多写。
最后谈到小说：五四以来的新小说和新诗一样，在农村中根本没有培活了；旧小说（包括鼓词在内）在历史上虽然统治农民思想有年，造成了不小的恶果，但在十年战争中，已被炮火把它的影响冲淡了，现在说来，在这方面也是个了不起的空白。
这一切（此外或者还有，但不必尽举了），除了空白以外，其余活动起来的东西，不论它怎样不象话，也得承认是属于艺术范围内的。就那么多的成绩，就那么多的缺点，就那么多的空白，我们在艺术岗位的工作者，对这应取什么态度呢？按这活动的现象说，实在难令人满意，可是我们若向他们表示不满，自己就在不便之处，因为我们既在这岗位上，人家就会把这笔“不满”的账过到我们名下来。
为大众服务的任务是肯定了的，我们的工作岗位是暂时确定了的，那末我们的主要业务就是“满足大众的艺术要求”，因此就要求我们各个艺术部门的工作同志们（在前方直接为兵服务者除外），分别到农村对各种艺术活动加以调查研究，尽可能分时期按地区作出局部的总结，再根据所得之成绩及自己之素养，大量制成作品，来弥补农村艺术活动的缺陷和空白。
农村所需要的艺术品，种类之多，数量之大，有时都出乎我们想象之外。办一份杂志，出一份书报，成立一个剧团，作一篇小说，很容易叫文化工作者圈子里边的人普遍知道，可是一拿到农村，往往如沧海一粟，试想就晋冀鲁豫边区这一块地方，每一户翻身群众要买你五张年画，你得准备多少纸张？每一县一个农村剧团的指导人，就需要出多少戏剧干部？在这人力不敷分配的时候，后方艺术界的同志们，即使全体总动员投入农村，也只能是作一点算一点，作一滴算一滴，那里还敢再事踟躅呢？
为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制作一些更高级的作品，自然也没有什么不可，不过在更伟大的任务之前，这只能算是一种副业，和花布店里捎带卖几条绸手绢一样，贩得多了是会占去更必要的资本的。至于说投身农村中工作会不会逐渐降低了自己的艺术水平，我以为只要态度严肃一点是不会的。假如在观念上认为给群众作东西是不值得拿出自己的全付本领来，那自然不妥当，即使为了给群众写翻身运动，又何曾不需要接受世界名著之长呢？织绸缎的工人把全付精力用来织布，一定会织出更好的新布，最后织到最好处，也不一定不会引诱得巴黎小姐来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