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故友林迈可先生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悼故友林迈可先生
钟子云
中国抗战时期的英籍老朋友林迈可先生于１９９４年２月１３日在美国马里兰州的切维切斯家中病逝，终年８４岁。我作为林迈可先生的生前友好，追思往事，缅怀之情油然而生。
与白求恩同船赴华
１９３７年底，林迈可和白求恩同志由加拿大出发同船赴华，在日本横滨分手后，白求恩直抵延安，林迈可到了敌占区北平，在燕京大学法学院任牛津学院导师，讲授哲学、历史和经济学，直到１９４１年底。
他的夫人李效黎祖籍山西离石，原燕京大学的学生，１９４１年与林结婚，以帮助林先生进行抗日工作。
１９３８年和１９３９年，林迈可在我地下工作人员的协助和肖再田同志的陪同下，两次闯过日军封锁线，至晋察冀边区和晋东南及八路军总部进行考察并看望白求恩同志。当时，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等同志多次接见和宴请了他。林返北平后，将我军民英勇抗战事迹和日军的残暴行为写成报道，寄往英国《泰晤士报》和《卫报》发表，并通过其他形式向国内外做了宣传。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林迈可即与我北平情报组织在燕大的地下党员肖再田、肖芳（燕大工作的地下党员）等同志建立了较密切的联系。期间，林、李夫妻积极支持我抗日工作，互通情报，掩护我党的工作人员进出北平城（我１９４１年秋到北平检查工作时，就是林迈可亲自用摩托车送进城里的）；将二十九军留在天津外国租界的一批军用物资，几经转辗送交我军；同时利用司徒雷登的汽车，为我根据地购买和运送各类大量药品（奎宁）和通讯器材及电台等。做了不少工作。
当时在日寇统治下的北平购买大量西药和无线电器材是极其困难的。因这些东西是敌人控制的军用物资。一般市民购买这些商品是受到严格限制的。特别是购买治疗疟疾的“奎宁”，在药店以克为单位出售，而代我们购买的数量一次即是一二大桶（每桶二三十斤），没有特殊关系是买不到的，即是买到，运出城外，也很困难。在抗战几年中，根据地军民最需要的药品是“奎宁”，每年夏天在农村中经常流行疟疾，严重地影响了军民身体健康。每到夏季“奎宁”的需要量很大。购买无线电通讯器材更是困难重重。代我们购买这些东西都要冒着很大的生命危险，林先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协助我们进行抗日工作的。
在晋察冀边区
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林迈可夫妇联络了燕大英籍物理系主任班威廉夫妇，在我地下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于１９４２年１月来到晋察冀我平西挺进军所在地和一分区，受到肖克和杨成武同志的热情接待。不久，他们一行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又受到聂荣臻司令员的设宴招待。以后，林迈可被安排在军区通讯部门做顾问工作，帮助改善和调整军区及各分区的通讯系统并由他负责开办无线电通讯培训班，为我军培养了一批通讯人才。我国老一辈通讯技术领导干部中，如仲真翔、王士英等许多同志都是在这个训练班中培训的。
林迈可夫妇在晋察冀边区工作、生活了两年多的时间内，同我抗日军民并肩战斗，饱尝了抗日战争时期的艰苦生活。在敌人每次对边区军民进行大扫荡期间，他们和我们的干部战士共同进行着反扫荡的斗争，遇到过不少的危险，但他们并未因此而动摇。在１９４２年敌人大扫荡的期间，李效黎正值生育小孩的时候，跟随部队昼夜奔波，其困难可想而知。而她在我们医务人员和男同志共同帮助下，母亲和婴儿都健康地度过了这一极其困难的阶段，于１９４４年３月赴延安。当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多次接见并宴请了他们，赞扬了他们在我根据地艰苦奋斗，与我合作抗日的精神。林在延安担任八路军通讯顾问和新华社对外广播顾问，为我设计建造了对外广播仪器。他还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不断向外报道了我军英勇善战和蒋介石军队腐败无能等情况。
友谊未断
抗战胜利后，林迈可夫妇带着两个生长在我晋察冀边区和延安的儿女，经周恩来同志的同意转道重庆回英国。据林、李说，由于国民党驻英使馆向英外交部反映了他们与我党的关系，并说李效黎是中共党员（实际不是）等，所以他们回国后深受怀疑未被重用。因此，林迈可夫妇只好离开英国。到了澳大利亚和美国，在澳国立大学任教多年并加入澳籍。１９６０年，他们又去了美国并定居马里兰州。据说在美国，他们原被请到联合国某经济机关任要职（联合国救济总署），但此时台湾驻美使馆又向美有关机关反映，说林迈可亲共，李效黎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等，因而又未被任用。之后，林迈可长期在美利坚大学任教，并曾分别在哈佛、耶鲁、加州、西雅图等大学任客座教授。林的儿子在澳大利亚外交部供职多年，女婿曾在美国海军服役（已退役），其他不少朋友和学生在英、美、澳、日、韩等国或地区的科教部门和军政机关任职。林、李二人时常往来于美、英、澳和日、韩等国和地区及台湾，探亲访友、旅游参观。
我建国以后，林迈可夫妇曾几次来我国。１９４９年来我国私访，１９５４年随英国工党主席、前首相艾德礼访华时（林当时是工党党员），受到周总理等党政领导同志的友好接待。１９８３年，林迈可夫妇经美国驻华使馆联系，自费来我国探亲。对外友协王炳南同志热情接待了他们，我们和肖克、吕正操、杨成武、传莱等同志也都以老朋友的身份分别招待了他们。林李夫妇还亲赴晋察冀等老根据地进行实地考察和了解。我们许多同志也向他们介绍了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情况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以及人民生活不断改善、许多老同志都已重新工作等情况。对此，他们表示赞成。据林讲，他曾在１９８４年１２月亲自在英国上院发言，基本上支持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解决方案。１９８５年林李夫妇再次来华，我们曾友好地与他们多次座谈交流，他俩一再表示拥护我党的现行政策，尤其认为解决香港问题一国两制是可行的，对我国的现状表示乐观。
林在逝世前多次表示愿继续为中国做些有益的事情，如向国际上写些有关中国问题的报道，愿到英国上院讲解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一国两制”等问题；向我们介绍英、美等国经济、政治、科学、文化诸方面的情况等。为此，他们希望能常来常往我国并在北京有个固定的住所，以便他们来往于英、美、澳等国探亲访友，也便于在中国访问和接待友人为中国人民多做些工作。林先生是一位国际社会的活动家，他为人正直，工作态度严肃认真，生活作风艰苦朴素，他无论在社会知识方面和自然科学知识方面都有渊博的学术知识，即到老年退休后，还积极参加国际社会的各项学术活动。林先生已故去，但他对中国人民战斗友谊与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