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听老凤发新声——读《富春江散歌》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喜听老凤发新声
——读《富春江散歌》
杨子敏
读贺敬之同志新作《富春江散歌》（见《诗刊》１９９３年６月号，以下简称《散歌》），感触颇多，耳目间，时而有山光水色的灵秀奇丽，时而有历史长流的回声遗响，时而有阴晴变幻的时代风景，时而有心仪神往、梦寐以求的虹霓云霞……
只要读过敬之同志以往那些脍炙人口的名篇的，大概都会从他这组《散歌》里觉出一种变化。依我的感受而言，是诗风的变化，不是诗的品格的变化。诗人以往的真情、深情、激情与豪情，依然如故。作为人民的儿子，坚持自己不懈追求的诗人的信念、情操和审美理想，依然如故。我的所谓变化，一指气韵，少了些激扬、亢奋，多了些凝重、深沉。二指体制，不是作者以往使用过的自由体、民歌体、楼梯式、半格律等等，而是着意于传统的古风与民歌韵味的溶融汇合。
让我们从《散歌》第一首说起。
“富春江上严陵濑，／东钓台旁西钓台。／我来观鱼鱼观我；／子非柳子缘何来？”
这首开篇之作，读来仿佛一部交响乐起始时奏出的主导动机，预示了《散歌》的总体风貌。四句诗，点到五个人物：严子陵、谢皋羽、柳亚子以及鱼和“我”。鱼也能算作人物吗？我看能。人物，人物，本来就是人和物的交融，何况在这里，唯一向“我”发问的，是鱼。由于这一问，把一首诗问得生机盎然，妙趣横生，四个不同代的人物，便因而产生了有机联系，构成了一种引人遐思的意境，鱼之为用，可谓大矣。
诗人一向钟情于祖国山水。通观《散歌》全篇，似乎并未做到超然物外，反而是“目接神会，感奋不已”，这“感奋”二字，倒真的是诗人的一种“不治之症”，从３２年前的《桂林山水歌》，到这次的《散歌》，都是明证。“子非柳子”，我简直要把它读作“我非柳子”，把它看作是诗人的自况。
然而，妙在这句话偏偏出自鱼口，这一来，诗人的主观感情便外化于客观景物之中，有如王国维所说：“以物观物”，达到物我一体，意与景浑的境界，这种有意隐蔽自我感情色彩的表现方式，藏而不露，令人咀嚼玩味，思而得之，比之于明快简捷，更是别具丰采，显示了诗人风格上的一种变化。
通读全诗，不难觉出，诗人在《散歌》中倾吐的心绪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维的，有对壮美山河的赞美，有对改革开放新风貌的欢呼，有对历史遗训的沉思，有对时弊的针砭，有马克思主义者坚贞不渝的情操的抒发以及对未来的坚信与期盼。
这里还应当提到第２２、２３两首。前一首，通过一些往事写将近５０年的岁月，其间，世界发生了多大变化，人间经历了几多沧桑！所有过来人，都不能不有今昔之慨。后一首则为吊古之作，写宋江所部原梁山起义军，归降宋室后，与方腊农民起义军血战于新安江一带的惨痛史实。两首诗都使人读来为之心绪郁结，思虑纷纭，追昔抚今，感慨系之。
把诗人几十年来在诗的旅程上刻下的足迹串连起来，加以审视，是很发人深思的。但就诗风来说，像《散歌》这样沉郁顿挫的气韵，与诗人以往作品的简捷、明快相比，不能不说是判然有别的。这是我要说的变化之一。
另一个变化，表现在诗的形式上。《散歌》的体制和语言，都和我国古典诗歌相近。诗人在诗前附言中说：“不拘旧律”，确实如此。《散歌》不是律诗，倒更类乎古风；字里行间，还氤氲着或浓或淡的民歌气息。朋友们在谈论中，把《散歌》叫做“新古风”，也许不尽恰切，却也道出了它在形式上的基本特点：在中国传统诗歌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尝试与创造。
对于诗的形式，敬之同志历来十分重视，在几十年的诗歌创作中，无论是外来形式，中国传统形式和民歌以及自由体、半格律，他都注意研究、吸收，从内容的需要出发，分别予以创造性的运用，始终追求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使外来的形式和中国的传统形式，都焕发出崭新的中国时代风貌和浓郁的民族气韵。这次发表的《富春江散歌》又是一次新的试验，在为特定的诗的内容寻求适宜的表现方式的同时，也为古老的传统形式注入新的生命。
新时期以来，域外文化思潮奔涌而来，西方现代主义曾经盛行一时，它们对中国诗歌发展的正负效应，一时尚难准确判定，还有待于历史的淘滤。但借鉴外国，是中国诗歌发展繁荣的必备条件之一，则是无可怀疑的。与此同时，国内写旧体诗词的人，不仅未见减少，反而日见增多，从古稀老者，到不足２０岁的年轻姑娘，队伍之大，超乎意想。如果我们不是浅薄地、偏执地仅从诗的形式、诗的“包装”判断诗的新旧、优劣，那么，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不乏佳作华构，那道地的民族风味，真切的现实感触，新颖的审美视点，鲜活的当代口语，足以使他们跻身中国当代诗坛而毫无愧色。旧形式还有没有生命力？他们的实践，已经向我们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几十年间不断涌现的古体新诗和旧体新诗，不能被当作中国诗歌史上的一种例外的返祖现象。它一直顽强不息地显示着自己的存在和价值，在探索中开拓自己的路，这已是无可否认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