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魂萦绕祖国情——留美博士王海涛归国访谈录 [复制链接]

第3版(政治·法律·社会)
专栏：

　　梦魂萦绕祖国情
——留美博士王海涛归国访谈录
健康报记者张石
王海涛，４３岁，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１９８９年５月赴美国做博士后科研工作，后被肯塔基大学聘为客座教授。今年１月，他谢绝高薪聘请，携妻子回到北京。在美期间，他所做的关于艾滋病研究等十个方面的工作，多数属于学科前沿。其中，他采用高新技术获得的一株抗体ＩＦ７，成为迄今为止整个免疫学领域内发现的唯一能与高比例人群特异性抗体起反应的抗独特型抗体。他首次提出了对研制艾滋病疫苗有重要意义的“优势克隆”假说，并取得一项美国专利。
近日，记者专程采访了王海涛。他以自己在美国生活近５年的所见所闻和切身体会，就怎样看待美国、在美留学生目前的状况和心态，以及如何进一步光大爱国主义精神问题，发表了看法。
美国再好也不是自己的家
记者：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说美国既是“天堂”又是“地狱”。你在美国生活了４年零８个月，你是怎么看美国的？中国人在美国生活到底处于什么心理状态？
海涛：我没有看过《北京人在纽约》，也不太同意“天堂”和“地狱”的比喻，倒是它说出了一种感觉：美国是一个很奇怪的社会，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总的感觉，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处处是反差：一是物质的富有与精神的贫瘠；二是表面上高度的民主与实际上严重的种族歧视；三是近乎完美的法制与不安全的社会氛围；四是较高的社会文明与畸变的社会丑态。比如，应该说美国是一个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围绕人们的一切活动都有一系列非常具体的法制条文，甚至到了繁琐的程度。我在接触中感到，美国人的纳税意识很强。他们的税法不是没有空子可钻，也有个别人逃税，但绝大多数人都是很自觉地交税，并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这一点比我们国内的情况好。但是，正如很多曾在美国居住过的人感觉一样，在美国生活缺乏安全感，纠纷、闹事、偷盗、抢劫、凶杀、强奸等刑事案发率，实在与这个拥有众多部法律的国家不相称。比如美国境内卖枪的商店就有２５万多个，比全美的加油站还多，搞得连中学生书包里有的都装着枪。前不久，纽约街头树起了一个大牌子，上面随时跟踪报道死于枪口下的人数。再比如，美国的《监狱法》为保证犯人的“人权”，对他们的用餐食谱都作了相应的营养配方规定。但政府对那些饥寒交迫的守法穷人却没有这样好的优待政策。有的穷人过不下去了，就故意犯个罪混进监狱，去享受犯人待遇。一个身处异国他乡的海外学子在看待美国问题上，心理状态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由于一些现实问题，许多人暂时不想离开美国。首先，很实际的一点就是美国的收入高。其次，美国科技高度发达，投资强度大，学科水平高，有技术可学，能出大成果。再次，对国内一些现状感到不尽如人意。另一方面，在美生活的时间越长，你会越来越感到美国并不是自己真正的归宿，那里再好也不是自己的家。
第一，中国人在美国是很难找到心理平衡的。还拿收入来说，同样都是博士，做同一个课题，老板给美国人和西方人的薪水就比给你中国人东方人多得多，而中国人往往比他们干得还出色。其实，被祖国培养多年的留学人员在国外得到的一点点实惠，只不过是自己创造价值的很少一部分。
第二，中国人很难进入美国人的生活圈。在美国，医生必须经过国家医学会严格考试才有资格看病。所以我国一些赴美医院进修的医生，一般没有处方权，也不能做手术。中国学者即使找到了比较理想的工作，即使拿了绿卡入了美国籍，也没有财力走入他们高消费的生活场所，没有机会步入他们的政界，中国人只能生活在美国人的生活圈外。
第三，中国人的根儿很难扎进美国的土壤。在这两者之间，好像隔着一堵不透的墙。中美文化的差异，在中国学者与美国人文社会之间造成一种本能的疏远。中国人与美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不同，生活工作习惯不同，思维观念和社会风尚也不同。一个人要把从小在祖国培养了十几年、几十年的伦理道德及其价值观念推翻，去接受异国那种陌生的，甚至是格格不入的东西，心底深处的那种痛苦，是难以言表的。在美国，父母有责任抚育儿女，但儿女可以不赡养老人。女儿去母亲家，不小心在雪地里摔伤，竟然告母亲没扫雪，要求赔偿医疗费。这种事，对中国人来说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因此，大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划在美国人的圈外。当你离开祖国这方故土的时候，你才会更强烈地感到自己属于这方故土。爱国主义决不是强加给个人的，而是人一出世，祖先就给你打上的烙印。祖国与个人的这种关系，正如母子的血缘关系一样，是无论如何割不断的。我想，这大概就是爱国主义奔流的源泉。
祖国与个人的命运休戚相关
记者：在异国他乡这些年，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海涛：海外学子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荣辱与共，这也是我到了国外才更真切和强烈感受到的。出国前，只是道理上懂得这一点。我想，所有留学人员都有这样的共识。祖国的兴衰，直接关系到海外游子的命运。东欧剧变后，大批科学家流亡国外，一个前东德去的博士，工资仅是我的１／３。国家亡了，人在国外也站不起来。另外，你的祖国贫穷，你在国外生活也窝囊。国外老板发给每个人的工资，一般都是按其祖国相应收入水平给的，非洲、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去的学者，工资水平特别低。如嫌少，老板会说：“你在国内能拿多少，谁嫌少谁就可以走。”一个海外游子看到自己的祖国贫穷落后时的那种内心痛苦，是无法形容的。就冲这一点，我发誓不能在外国干，要回来为祖国富强出把力。
在国外，我们中国人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候，那就是祖国有了光荣的时候，靠自强在国际上的地位提高了的时候。奥运会期间，中国选手几乎每天都有拿金牌的记录，外国人总喜欢跟你问：“今天中国又拿了几块金牌？”
近年来，中国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后，我国致力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深化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快，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这些都使得外国舆论不能不正视这一事实，使得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外国人不得不刮目相看。中国的地位和形象已经在国际友人心中高大起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都很羡慕我国出现的大好形势。一次，我去柏林开国际学术会，两位同桌吃饭的美国同行对中国近几年的经济繁荣赞不绝口，他们表示希望更多地结交中国朋友。美国商界现在越来越看重中国。去年１１月份，《华尔街日报》用两个版的篇幅刊登了美国在中国的投资要点。我还看到有几家报纸公开批评政府消极的对华政策，很多美国人愿意与中国留学生打交道，希望沟通与中国的联系。现在美国的电视上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介绍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正面报道。我印象最深的是去年底，江泽民主席出席西雅图会议。江主席与克林顿会谈的新闻，是当日克林顿会见各国首脑的新闻中出镜头时间最长的一条。我们从电视上看到，会议期间各国首脑乘船参观，江主席走在最前排中间，是第一个登上船的，当时在美的华人心里特别舒畅和高兴，不少人热泪盈眶。
当你身居异国他乡的时候，你会更强烈地感受到，祖国大地的呼吸维系着你的生息，你的脉搏总是伴随着祖国心脏的跳动。祖国的命运与个人的命运休戚相关。我想，这正是爱国主义得以源远流长的内在动力。
外国也是讲爱国主义的
记者：美国人也讲爱国主义吗？
海涛：美国人同样也讲爱国主义。美国人崇尚肯尼迪的一句名言：“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他们富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总是自恃“我作为美国人是幸福的，是值得自豪骄傲的。”他们不仅一贯对国民包括儿童灌输这种思想，还采取多种形式不断强化。就拿国旗来说，每逢节日、庆典或集会，家家户户，包括汽车上都要悬挂星条旗。他们在很多产品包括开心果、杏仁等小食品的包装上，都印有美国国旗标志。连儿童电子游戏机里，都有组合星条旗等类似的项目。我去过美国的几所中小学校，他们每天都要进行升国旗、奏国歌的仪式。升国旗、唱国歌的时候，小孩子都很激动，都要拍手，给人一种神圣的感觉。
其实，不仅美国，其它国家也都讲爱国主义。我所在的研究中心，老板是德国人，购买汽车、进口设备，专门要德国产的“国货”，说这是自己的偏爱。以色列有个学者在美国的年薪是８万元，但他从电视上看到国内要准备打仗的消息，马上决定回国参战。据我了解，外国人是最看不起那些自暴自弃、丧失民族气节的软骨头移民者。一位老板曾这样说：“一个不热爱甚至背叛自己祖国的人，也不可能忠诚于事业，更不可能忠诚于我。这种不可靠的人不能重用，只能利用。”相反，你是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即使你与他们在政治观点上有很大分歧，他们也会高看并钦佩你的人格。有一次谈及香港问题，一位美国博士竟然说：“你们中国应该听一听第三者——美国的意见。”我一听就火了，冲着他说：“香港本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不存在第三者的问题。你这个博士怎么连这么一个起码的常识都不懂！”我原以为要大吵一番，谁知那位美国同行却直向我道歉，从此我们还成了好朋友。
我很赞同列宁对爱国主义概念的界定，它的确是世界各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深厚的感情。爱国主义是凝聚一个民族的灵魂，是推动一个民族走向繁荣昌盛的精神动力。
实事求是的爱国主义教育才有力量
记者：你认为在当前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国内应该怎样抓好爱国主义教育？
海涛：首先，爱国主义教育要从儿童开始灌输。回顾我的成长道路，印象最深、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小时候母亲给我讲的那些爱国英雄的故事。不论走到哪里，只要一闭上眼，我就能回忆起当年母亲讲“岳母刺字”的情景。我总觉得，现在对孩子们文化课抓得很紧，但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品德教育相对就弱一些。其次，爱国主义教育要常抓不懈。爱国主义其实是一种具有社会规范功能的精神文明，不能风头上来就铺天盖地，风头下去就冷冷清清，而是靠长期不断的熏陶。从建国４０多年的历史来看，爱国主义教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前些年存在的“一手软”的现象，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爱国主义精神“滑坡”。再次，爱国主义教育要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去，就像美国人把国旗意识贯穿到国民的各个生活空间一样，我们的宣传教育部门也应该在这方面多动些脑筋，多下功夫。
在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上，越实事求是越有力。我想应该注意这样三个问题：一是讲国情要讲优势与劣势。记得过去一说祖国好，就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一深入了解我们的国情，就会发现我们版图和天赋并不平衡。到了欧美地中海以及一些富矿国家，你会产生一种失落感。人口问题更明显，人口众多已经成为中国最沉重的包袱。所以，在进行国情教育时，既要把我国的天然优势和社会因素有利的方面讲充分，同时也要实事求是地分析我们的劣势和存在的问题，既让人为祖国的辽阔富饶而自豪，还要唤起大家为祖国潜在的危机而分忧。二是讲历史要讲正反两面。我国拥有最悠久的历史，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博大精深，是世界上任何民族都难以比拟的。过去一讲就是“四大发明”，其实，我国古代科技的很多成就，在当时都达到了世界巅峰，为人类社会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要不断挖掘祖先留下来的文化宝藏，鼓舞士气，要让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为祖国的光荣历史而感到骄傲。与此同时，对于我国历史所经历过的黑暗以及人民所承受的灾难和屈辱，不但不应回避，反而应该有意识地揭一揭那些伤疤，以激发振兴中华的斗志。三是讲现实要讲两句话，一句话是承认我们落后了，这是事实。尽管我们这些年经济发展的速度很快，但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的绝对数，无法与西方国家相比，科学技术更不能与他们同日而语。不承认这种差距，不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我们就不可能进步。因此，我们要始终保持一种不进则退、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但是，我们更要讲另一句话，中国人并不比别人笨，我们一定能奋发图强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其实，中国并不是所有的学科都比外国的差，我们首先应该自己尊重自己。中国人无论从天然智商还是社会素质，都应该是世界一流的。我留学美国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两个外国博士后做了两年都没有搞出结果的难题。我就不信那个邪，接手后改变了老板的思路，结果两个月就拿到了数据。有人做过统计，美国著名大学１／３的系主任、美国机械协会半数以上的分会主席、阿波罗月球工程相当部分的高级工程师都是华人。据杨振宁教授的估计，到本世纪末，美国科技界将以华人为主。我认为，我们中华民族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身为中国人才是真正值得自豪和骄傲的。
人才外流与对外开放没有必然联系
记者：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我国派出留学人员越来越多，这是好事。但与此同时，出国留学人员中滞留国外不归的比例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你怎样看这个问题？
海涛：出国人员滞留国外的现象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从国际上看，人才向相对发达的国家外流，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６０年代，我国台湾每年有２０００多名大学毕业生出国，基本上是有去无回。即便现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西方国家，也存在人才外流的情况。据报道，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近乎１／３的人在美国工作。我曾呆过的加州拉霍亚肿瘤研究基金会，５０％的高级研究人员都是持美国绿卡的外国学者。我国许多留美学者也拿了绿卡，但这决不意味着他们忘记了祖国。据我了解，在绝大多数留美同胞的心目中，祖国依然是至高无上、不可替代的。他们身在异国他乡，心却仍然是中国的。我认识一个复旦大学毕业的医学同行，他拿了绿卡，妻子孩子现在都在美国，生活很富裕。但他对我说，国家培养了我那么多年，而我没做什么事就来了美国，心里真不踏实。他去年八九月份自费回国一趟，与他出国前所在的研究所达成了合作研究的协议，想通过协作拉一拉国内的落后学科。我所在的研究中心有一个台湾去的博士后，他的妻子是大陆去的硕士。这位女硕士以教会的名义四处筹款，两次组织医疗队，到广西等贫困地区送医送药。那位台湾的博士后说，１９９５年再去时他也要随妻一同前往。
诚然，在留学人员中也不乏有个别民族气节不高，甚至做出一些对不起祖国事情的人。在国外，我们也非常看不惯国内一些同行自卑媚外的做法。比如有个单位已经分离到病毒，而且在国内完全有条件做出来，却偏偏拿到国外去“合作”，结果让人家占了便宜。有的人喜欢拉洋人作“虎皮”唬人，用“洋专家”作权威抬高自己。客观地说，这种种与爱国主义相背离的不良倾向，并不是对外开放的必然结果。事实上，崇洋媚外的思潮，封建社会有，极“左”路线统治时期也有，关键是我们怎样通过强有力的爱国主义教育，加以消除和净化。
走向世界已成为爱国主义的重要内涵
记者：你讲到要增强我们民族的自信心，又谈到要向国外学习的问题，两者的关系应该怎样摆？
海涛：这两者不仅不矛盾，而且是完全一致的。讲爱国主义、讲民族自信心，决不等于狭隘地统统排斥国外一切先进的东西。我们对外开放，学习和吸收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正是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为建设我们的祖国服务，这实际上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行为。
事实上，外国许多好的东西，恰恰是我们所需要的，完全可以“拿来”为我所用。以美国的科技政策为例，其中有不少方面值得我国认真研究和借鉴。比如美国的人才政策，一方面，他们为科学家提供了世界上最优厚的物质待遇和国际一流的仪器设备等“硬环境”；另一方面，又为科技人员充分发挥才干创造了良好的“软气候”。他们的导师负责制对学生要求是很严格的，但学术气氛很自由。他们的人才机制是完全开放和流动的，并充满了竞争。这里干得不舒心，可以到别的地方再去谋职，可双向自由流动。美国一些大学争夺人才，往往不惜“重金”允诺。比如，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从学科长远建设着眼，聘请美国医学科学院美籍华人科学家黄以静教授作为本校艾滋病研究的权威，答应授予她“杰出教授”称号，拿出至少２００万美元为她建实验室，并给她配２０名以上专业人员做助手。
美国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更值得我们虚心学习。我当初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去的美国，并且下决心一定把美国医学专业的一些最先进的技术学到手。在美期间，我除了学到一系列流行病专业和分子生物学的高新技术外，还有一个收获，就是领略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我们东方人一般着重先周密思考、精心设计，西方人则讲究先试一试。我们中医重气重理，西医讲究数据，这两种方式各有千秋，我们应该取长补短，使两者融合优化。
记得有个刚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曾给我讲了一个观点，他说中国要想发展得更快一点，就要依靠美国。我说实在不敢苟同。因为这未免太浅薄太幼稚了。“天上不会掉下来馅饼”。连别人都不否认他们对你的一切政策包括优惠政策，都是从自己本国的利益出发，我们更不能把自己的繁荣昌盛寄托在别国上。我们还是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记住：我们中国的事情，最终还是要我们中国人自己办。
精忠报国实实在在为祖国做些事
记者：你决定回国是怎么想的？回来有什么感受？今后有何打算？
海涛：人各有志，我们不能强求所有海外学子都能马上回到祖国的怀抱，但我是要这样做的。３年前，加州研究所的律师就动员我办Ｈ——１签证拿绿卡，我说，这不是我来美国的初衷，拒绝了。因为我只想学那里的技术，为自己的国家所用，并不是想长期为美国服务。道理很简单，我是我们国家培养的博士，理所应当为自己的国家服务。去年底，我在美国的指导老师找我谈，非常真诚地希望我留下来。一家生物高技术公司的老板，专程从美国东部赶到西部的肯塔基大学，以高薪聘请我到该公司任职，我都婉言谢绝了。
回到北京这些天，我有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党、政府和军队对留学归来人员的巨大关心，以及我们院所领导和同行、前辈们对我的厚爱。我的几个个人问题，组织上都安排了。工作满足了我的愿望，回到了我原来所在的研究室。在住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组织上给我分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机关正在为我家属进京办手续。最使我感动的是，回来后正赶上所里评定职称，我考虑自己长期在外，为祖国贡献甚少，便抱着“只汇报工作、不求结果”的想法，按正常晋职申报了副研。但评定的时候，评委们认为我已经具备了正研的资格，便破例晋升我为研究员，这使我深切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无比温暖，以及学长前辈对我们年轻人的鼓励和殷切希望。
多年来，我梦寐以求的就是为国家建一个好的实验室，做一些像样的研究，培养一些有用的人才，现在应该说时候到了。具体地说，我想把在美国学到的有关分子生物学等方面的高新技术，应用到我们的流行病学研究中去，把我们的学科搞上去，同时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拿出成果。当然，困难是很大的，我一个人的力量远远不够，需要和同志们去共同努力。
（原载３月１６日《健康报》，本报略有删节）（附图片）
王海涛在实验室工作张贵文摄
王海涛与记者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