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岭深处寻“希望” [复制链接]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

　　流岭深处寻“希望”
本报记者卢小飞
记者通过“希望工程”和陕南山区的赵黄民小朋友结成对子，但两年间音信全无，于是，记者向秦岭深处出发了。
　　　　　　　　　　　　　　　　　　
陕西丹凤县河口初小，坐落在秦岭东南麓的流岭深处，一间带办公室的教室、一名教师和２４名学生是它的全部。没有操场，更没有校园，门前的公路，四周的山林灌丛，丁冬作响的银花河，凝聚着童年的所有欢乐。惊蛰刚过，我们一行人出现在刘淑芳老师的课堂上，孩子们怔怔地、疑惑地、不知所措地望着来人。我们一位记者的妻子给孩子们捎来城里娃用的那种好看的笔和橡皮，拿到这些小礼品，他们终于小心翼翼地咧开嘴巴笑了。
红娘是一帮年轻人
１９８９年初，共青团中央的一群热血青年发动了“希望工程”。年轻人的锐气和敏捷一以当十，两年之后，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４年中，全国有５０万失学儿童重返学校。希望工程，使无数局外人通过帮助一个孩子而参与国家基础教育，也让国民了解到基础教育面临的窘境。
救助对象要经过“三堂会审”
由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红娘牵线，我和陕西丹凤县龙王庙河乡河口村赵黄民小朋友结了对子，８岁的黄民在这年进入小学一年级。
两年过去，除了接到陕西省希望工程实施办公室的一封信外，我还接到丹凤县希望工程实施办公室寄来的结对卡，那上面有结对小朋友的简况和成绩登记表，可始终没有赵黄民的音讯。陕西属中国西部不发达省，黄民所在的陕南比陕北还穷。这是个什么样的孩子？为什么上不起学？希望工程对像他这样的孩子有多大的帮助？
到西安我才知道，赵黄民等作为救助对象，是经过了“三堂会审”的。陕西省希望工程实施办公室主任陈如意说，不是随便谁只要申请就能得到救助，每个申请者首先确属因贫困（按国务院标准，人均年收入５００元以下为贫困县）而失学的，本人身体基本健康，经村委会和学校批准，并张榜公布，然后报到乡一级抽查，再报到县上。陕西收到的救助款不多，只有３０２笔人民币３４．７万元，他们用这笔钱救助了１１３１８名失学少年，建起了３０所希望小学。而据省教委初等教育处冯齐昌副处长介绍，１９９３年全省失学儿童就有３０多万。
资助人中无“大款”
丹凤县团委副书记董夏林拿来一本厚厚的档案，一页页翻开去，仿佛捧着一颗颗滚烫的心。救助者来自全国１８个省、市、自治区，最多的是北京市，最远的在西藏边陲，资助者多为干部、工人、教师、学生和解放军，有８５岁的离休干部，还有７岁的小学生，累计救助了丹凤县４６３名失学儿童。有很多成年人是为了教育后代，填表时就写明是给孩子结对子，可谓寓意深长。名单里没有“大款”，大概是他们更注重经济行为吧。
每个受助生都有辛酸故事
在陌生人面前，山里娃显得十分紧张，绷着脸大气不敢出。有位围观的村民插嘴：“娃们没见过世面，怕呢。”
“谁是赵黄民？”同来的县委孟副书记问，后排左数第二个男孩站起来。大约有一米五，有些单薄，模样倒还周正。“你卢姨来看你，学习咋样？”孟继续问。赵黄民木然，倒是我有些紧张起来。路上，县教育局周局长透风说，孩子去年发高烧，脑子可能受些影响。当时我脑袋“嗡”地一下大了，智力会受影响么？又一路安慰自己：孩子成不了作家贾平凹（也是丹凤县人），也总归能学下去吧？
刘老师说，这孩子原来在三年级里数一数二，年时生了场大病，发高烧影响了听力，落了功课，现在位次居中。谢天谢地，尽管三年级只有６名学生。
离开学校，村人带着我们直奔赵黄民的家。赵家几兄弟的土坯房依次坐落在银花河南岸的台地上，黄民家院子挺大，房子是１９８５年盖的，一进两开的土木结构，家中陈设简单到一目了然。一群人还没进屋，早有一男子掩面而泣，不用说，是黄民的爸爸。
黄民的爸爸赵志山早年当过铁道兵，襄樊铁路上有他铺设的轨道。一次施工被铁轨砸断了４个脚指头，落了个三等甲级残废。１９７６年复员回家，也曾想干成点大事，谁料想一场水灾把他贷款养的鳖冲了个干净，几万元的家产付之东流，赵家欠债累累。第二年他想重整旗鼓，一场大病却使他一下子趴在炕上。
黄民家这种情形不算个别。根据省教委的统计，１９９３年全省小学生３．２４％辍学，全省７至１４岁的儿童有７９０万，这意味着至少有２５．６万儿童辍学。中学生的辍学率还要高，达到１０％。全国现有３０００万失学儿童，平均每年约有３００万儿童失学，每年像黄民这样因贫困失学的孩子就有１００万人，有许多虽不因贫困失学，也多是为了谋生，根上还是要治穷。
穷乡难留“孩子王”
河口初小校舍１９８６年由村里集资盖起，初等小学只有一至四年级，还是复式班，几个年级同在一个教室上课，老师要分门别类、统筹安排。这种情形在我国贫困山区不属鲜见，据县教育局周局长介绍，丹凤县的５７６所小学里，就有一多半是初小。又据省教委初等教育处冯齐昌副处长介绍，陕西省的３６６９３所小学里，近一半是初小；此外，还有１９０５个比初小条件更简陋的教学点。全省１０７个县区，７０个县被国务院和省里认定为贫困县，普及初等教育的任务十分艰巨。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民办合同制教师刘淑芳是土生土长的“孩子王”，教了７年书，曾在本区读完高中，又读了４年农校函授。每天和几个年级的孩子同时泡在一起，她习惯了并且安心于这种生活。原因也简单，自己的家就在这里，谁不热爱自己的家乡？
这里虽然山清水秀，但留得住青山留不住人。省教委冯齐昌说，大学或者师范专科分配去的教师往往呆不了多久，就找路子调走，这严重影响了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除了生活条件艰苦外，贫困地区发不出工资是个重要原因，有些县长还不是一样领不到工资。
于是，边远地区的小学大都由这样的民办教师顶着干，而刘淑芳的月工资只有５０元，其中３９元由县里拨，１１元由乡里筹措。像她这样的民办教师全县有６７０多个，月工资最高的是８０元。
希望工程是“民主工程”
记者在竹林关区采访的时候，教育组长刘兴堂无意中说：“希望工程我管着呢，也害怕呢。”这是大实话，这不是上面拨的公款，而是千百万人通过民间组织解囊相助，他们或来信问询或派亲属到乡间探望，又由于有基金会以工程形式立项，建立四级档案，有严格的财务制度，众目睽睽之下，花公家钱不心疼的现象便容易杜绝。
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有能力杜绝腐败，因为希望工程一开始就建立一系列严格、科学的规章制度。实施４年来，没有发现一起贪污捐款的事情；救助方式也尽可能得到对方反馈，每一笔钱都有分级监督，增加透明度；而所有捐款人都在行使监督权，他们是最好的保护神。
这是一个启示。这种形式适用于任何社会公益事业，尽管大款们和众多的企业把经济效益看得高于一切，因而对社会公益事业投入不多，但已经有那些注意树立企业形象的企业家，开始加盟于那些有影响的公益事业。
徐永光对记者说，他们从来没有在香港进行过任何宣传，而香港各界人士已经给希望工程捐款８０００多万元港币，这说明，海外华人也在热切关注着国内的教育事业。
希望，可以插上翅膀飞；希望工程则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附图片）
三月雪笼罩着的河口村。卢小飞摄
刘淑芳老师和她的学生们（后排右起第3人为赵黄民）卢小飞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