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互助组“高”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谁的互助组“高”
本报记者　吕建中
河南襄城县草寺乡群众中流传着这样的一件事：
去年错误地把互助组按“三等九级”进行“评比站队”的时候，干部把孙向田的互助组评为“一等高级组”，把武老五的互助组评为“三等低级组”，然后分别进行表扬、批评，广播三天。
但是，尽管干部夸耀孙向田组“建立了各种制度”呀，“政治好”呀，“县里奖过新式犁”呀，等等，群众心里却暗暗不服；原因就是孙向田组打粮食没有别人多。
孙向田为了把自己这个“旗帜组”弄得更“高级”些，在去年夏收夏种时节，不顾农忙，连开三天组员大会，强把全组的牲口合了槽。中农孙大彬的母亲眼看着自己那头肥壮的驴子强被牵走，哭得十分伤心。
组内牲口一合槽，问题就更多了。牲口以小换大，贱卖贵买，亏赔了许多。孙向田白天挨门逐户催草要料，晚上开半夜会回家看看牲口饿得直“刨槽”，还得自己动手喂牲口。全组四头牲口合槽三个半月，约比各户自己喂浪费一千多斤草料，少积三分之一的粪，还把牲口给喂瘦了。结果是：全组去年小麦减产百分之四十五，秋季减产更多。贫农孙连山，四亩半地，负债四十九万八千六百元，拆了一个门楼卖掉砖瓦还没有还清。
秋季开生产评比会。当评到孙向田组时，群众都不作声。有人问区干部：“向田是旗帜组呀，评坏了政府愿意吗？”区干部说应该实事求是。于是，武老五出来发言了：
“向田，我跟您比比，您是模范，政府奖过新式犁。您组种的‘公棉花’（意思是说棉花不结桃，好像公鸡不下蛋一样）每亩收五斤（皮棉），俺组棉花每亩收四十斤（皮棉）。您组烟叶每亩收一百五十斤，俺组烟叶每亩收二百五十斤。您组副业一季赔了六十万元，俺组副业一季赚了五十万元。您组地里的草遮住太阳……”
“咱不比这。我承认我组的地种得不如您。咱比互助组，我的组比您的组高呀！”
“您组条件高、制度好，可就是吵架多，组员饿肚子，拆了门楼子还债！”
全场一阵哄笑。究竟谁的互助组高呢？最后由群众作了结论：“谁打粮多谁的高！”于是，武老五比胜了孙向田。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第七条写道：“示范是在多方面的，但一切事情需要能够真正做到提高生产率，达到多产粮食或其他作物、增加收入这一个目的……这是检查任何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好坏的标准。”
农村互助合作运动中，不少干部在指导思想上犯了一条根本的错误，就是忽视和脱离了“多产粮食，增加收入”这一个目的，盲目地主观主义地去摆弄形式。有些农业生产合作社，虽然产量比单干户和互助组逐年增加，但由于“摊子大，债务多”，社员的实际收入反而逐年减少。这就严重地打击了农民的互助合作的积极性。
以鲁山县贾振彬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例：一九五一年小麦每亩平均产量是一百五十八斤，社员每人平均实际收入二百二十斤；一九五二年小麦每亩平均产量是一百六十四斤半，社员每人平均实际收入一百一十四斤；一九五三年小麦每亩平均产量是一百六十七斤半，社员每人平均实际收入只有八十三斤。各地差不多都有类似的情形。仅鲁山一县就有十多个这样的社。这一方面是由于社内过多地扩大公共财产，另方面也与人民政府对某些组和社不根据其实际需要贷款过多，组里用以增加了不必要的开支有关。有的单干户手拿白馍，用筷子敲着饭碗挖苦收入少生活苦的社员说：“看，单干吃白馍。”弄得社员哭笑不得。
也有一些组和社做到了多产粮食，并且使组员、社员得到了高于一般农民的实际收入。它们就大大地发挥了组员或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自然而然地成为引导广大农民前进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