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汪小秋一起算帐 [复制链接]

第2版(农村经济)
专栏：来自乡村的报告·收入篇（一）

　　在东部沿海地区：走进市场的农民日益感到“粮食更难种了”，这是为什么？又有什么办法鼓励农民种粮的热情？不妨让我们——
和汪小秋一起算帐
本报记者蒋亚平
汪小秋显然预先已知我们来访。烟好茶香，却立即使我对原定的采访意图打了折扣。浙江省温岭市位于我国东部乡镇工业发达地区，这里务农农民的收入究竟如何？
采访成了算帐
汪小秋是当地的种田大户，他所在的箬横镇盘马村，经济状况在市里属于一般，市里建议我把他作为典型“解剖”。不料话未出口，已觉得他的收入不薄。
采访成了算帐。汪小秋自１９８９年开始承包大片土地，搞“规模经营”，从７３亩种到２３２亩。墙上挂的“县科技示范户”、“县十佳个体种养业户”的奖状，表明他在当地已颇有建树。
第一笔帐算收入。１９９３年，他两茬种稻２２０亩、黄豆和大豆１４０亩、棉花１０亩、瓜草１０亩，另养鸭１８００只，养猪１６头，总收入１３．７万元，去掉化肥、农药、机耕、水电、雇工和农业税等各项直接成本，他一家４口人实际收入５万元左右。从全国范围看，汪小秋的收入状况，只是一种个例。但是，当我们把帐进一步算下去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些具有普遍意味的事实。
四笔钱没算成本
５万元钱确实装进了汪小秋１９９３年的口袋，不过，这个种田大户，至少还有４笔钱没算进成本。
第一笔是他和妻子包括两个孩子的劳务成本。在温岭，劳动力市场比较发达，长短日工随时可雇，但是工价甚高。到目前，每个劳动日的工钱已达２０元。这意味着汪小秋一家４口一年的劳务成本至少应该是三四万元。
第二笔是农家肥。为了养地，汪小秋养鸭喂猪，起早摸黑辛苦劳累，却差点亏了本。但这些猪鸭去年为他生产了数万公斤农家肥，按当地价格，又值二三千元。
第三笔是政府优惠。汪小秋种田有功，镇里为了“补农”，去年奖给他一台１万多元钱的拖拉机。另外，优惠给他３．５万元贷款，与当地资金市场利率相比差价又是５０００元左右。
还有第四笔，拖拉机等各种农用固定资产的折旧。
列出没有扣除的这四笔成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两个结论：第一，假如把汪小秋这样的种田大户按企业的会计制度来核算，汪小秋１９９３年的纯利润所余无几。第二，当地市场上的粮食价格，远远未能反映出当地粮食生产的实际成本。
粮更难种了
“剪刀差”是我们算帐的中心话题。汪小秋不懂这个词，但他对这一点却异常关心：是农产品价格升得高，升得快，还是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升得高，升得快？
在温岭，粮食价格的涨幅是明显的。１９９３年，每公斤稻谷国家收购价０．６２元，市场价０．８元；１９９４年，国家收购价调为０．８元，市场价估计为１．１元。同时，化肥、农膜、柴油、水电，还有劳动力，价格也全面上涨。
进口复合肥由一吨１５００元，涨为２３００元；国产复合肥由６２０元，涨为８８０元；农膜的国家标价，由一吨３７００元，骤升为７７００元；柴油，一吨１８００元，升为２４００元；机耕、用水，由一亩４０元，涨到７０元；劳动力，汪小秋估计农忙时至少要雇５０人，每天每人工钱超过３０元，农闲时二三人，人均每天近２０元。
“剪刀差”是大了，小了，还是没变，我们没法细算，但汪小秋的感觉是：１９９４年，粮更难种了。
不过，如果不算上面讲到的４笔间接成本，假如汪小秋继续种粮，帐面上也不亏。以亩产８５０公斤粮食为准，按政府收购价出售，汪小秋每亩大约可收入８０元；按市场价格出售，则可以赚到近３００元。２００多亩地，６万多收入，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不是小数。１９９３年我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为９２１元。汪小秋一家人均收入，是这一数字的近１０倍，似该知足。
种地之意不在农
有着许多新打算的汪小秋，却把这６万多元毛收入视做一碗“白开水”。地他还种。他有１５年的合同，要讲信用；他有近５年“规模经营”的经验，种地是自己专长；他因当种地大户赢得了许多荣誉，这不是钱所能换。但他要换个种法。我们问到他今年对２３０多亩地的安排。粮食种５０亩，主要是用于上交抵农业税的实物和为周围种粮户生产一些粮种。棉花种足７０亩。剩下来的农田，用来种一种叫咸草的经济作物。用专家的话讲，这叫农业内部的结构调整。
其实，被树为当地种田大户典范的汪小秋，在１９９４年时，已经是种地之意不在农。
他递给我一份同温岭市机电技术开发公司签订的合同。作为甲方，汪小秋付出一万元的设计、咨询费，要求该公司在４月底为他研制出一种新产品——咸草纺绳机。制造成本由汪小秋全部负担，技术产权双方所有。然后用这种新型纺绳机，办一个纺绳厂，为村里一个专门生产出口产品的草编厂配套。
他决意改种的１００亩咸草，正好成为新办纺绳厂的原料基地。
这本帐汪小秋早已算妥。一亩地可产７００公斤咸草，纺咸草绳出卖，收入可达１．６万余元，扣除种草和纺绳成本，一亩地可以带来５０００余元的效益。是种一亩粮食收入３００元呢？还是种一亩咸草获得５０００元的收入呢？汪小秋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这时的汪小秋，不是在种地，而是在“种工厂”。
关键是比较效益
拿以前种粮食的１００亩耕地改种咸草，在汪小秋那里，只是为了提高土地经营收入而采取的一个家庭措施。但从这里传出的信息是丰富而又明确的：在二、三产业发达的东部地区，农村经济，会加快发展；农民收入，将稳步提高；而农业、尤其是稳定粮食生产所面临的压力，远远没有解除。
在某种意义上，汪小秋应该说具备了我国目前最好的种地条件。他种的地有２００多亩，所有的地都是他通过村委会从其他并未放弃土地使用权的承包者那里租来的，政策是稳定的。他有技术，善于管理，有各级政府的各种物质和精神的支持。他种的地是滩涂沃土，亩产是稳定的；至少在１９９４年，他生产的粮食又主要是卖给市场，可他为什么仍然不愿种粮而设法去“种工厂”呢？
关键是比较效益。对“汪小秋们”来说，假如花同样的时间精力，种草收入高，他就不会种粮；假如能力相当的人从事二、三产收入远甚自己，他就不会种地；假如身边突然有了许多收入更高又无风险的工作，他就会弃农。他是从周围实实在在发生的一切来选择自己的行为的。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这无可厚非。但是，在类似温岭这种二、三产业超速发展的发达地区，农业怎么办？粮食怎么办？
靠传统的办法，用组织纪律来要求干部，用荣誉、口号来激励农民，包括用种种行政手段，都曾有效果，也还会有作用。但是有限。
“汪小秋们”的选择表明，要摆脱目前发达地区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的困境，必须对一些涉及全国的重大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作出调整。比如，矫正“城市偏向”的惯性，实实在在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这种调整的最终受益将是整体经济而不仅仅是农业。又比如，按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区域经济结构调整，打破省市界限，利用市场杠杆，合理配置资源，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互调余缺，各展其长。
不论是否作出上述调整，汪小秋的帐，将按着自己的“经济学”算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