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屈原集”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读“屈原集”
文怀沙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臧克家
我国人民，由于政治觉悟的提高、经济情况的改善，文化生活的水平也在急速上升，因而对于那些文学上的宝贵遗产自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可是，现在一般群众和古典文艺之间隔着一层文字的障碍，不管人们的主观愿望怎样强烈，也无法突进古代诗人、作家们所创造的那艺术境界里去。在这种情况下，古典文艺作品的解释工作便成为一道迫切需要的桥梁。
“屈原集”便是这样工作的一种尝试。屈原是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伟大诗人，对于两千多年来我国文学的发展发生过极大的影响，在纪念他逝世二千二百三十周年前夕，文怀沙同志把他工作的成绩作为一份礼物献给一般爱好文艺的青年，这是很有意义的，他的努力和努力的方向都是应该肯定的。
把屈原这样一位古代大诗人的作品加以语体文字的注解，是极为烦重的一项工作，需要极大的学力、极坚强的毅力去突破重重的障碍。文怀沙同志努力克服了许多困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今天整理屈原的作品有一个便利的条件，那便是有前人研究的成果，可以参考，但是反转过来，它又可以成为一个不利的条件。古今研究屈原的将近百家，众口哓哓，何去何从？这就需要从事这工作的人，有见识，有掌握材料的能力，能深入同时又能超出，不被材料所淹没。文怀沙同志在这方面，显然是有成就的。这表现在好几方面：屈原作品，因年代久远，字句错讹，错篇衍句，在所难免。文怀沙同志把公认是后人误增的句子删去了，例如“离骚”里的“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此外，有许多字句是经过斟酌而后作了决定，这些句子在旧本子里存在了许多年，今天在“屈原集”中却改变了面貌。例如：
“来吾导夫先路”（“离骚”）一句，王逸的“楚辞章句”，朱熹的“楚辞集注”，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都没有“也”字，文怀沙同志从闻一多先生的“楚辞校补”添了“也”字。
“五子用失乎家巷”（“离骚”），从王念孙说改成为“五子用夫家巷”。
“离骚”里有一个句子：“孰信修而慕之”，按“慕”字既不协韵，义又难通，郭沫若、闻一多先生均发生疑问，提出意见，文怀沙同志抛开一切旧说，把它写成“孰信修而莫□之”，“□”字表示缺字，而在注解中引郭沫若先生的说法：“‘慕’字即‘莫心’二字的误合，‘心’作动辞用”，这种谨慎的态度是好的。有些字句，本来有多种讲解，注者斟酌采用了一种，但把另一种也写在后边供人参考，这种态度也是好的。例如“又重之以修能”（“离骚”）句中的“能”字，注为“美好的才能”。接下去又说“有人以为是美好的仪态。因为能态古字相通”。对字句方面所作的订正，当然不只这些，这仅是从“离骚”一篇里引来的例证。
在从诸家的说法里去选定一种的时候，文怀沙同志所持的态度大体上说也还不苟且，这可以从对“山鬼”一诗的处理上看出来。“山鬼”的人称代名词是一个十分麻烦的问题，可以说是言人人殊，这种复杂情况，研究过屈原的人都十分清楚。文怀沙同志在“屈原九歌今绎”中说“我曾经反复致意，求其在表现上比较妥贴”，他舍弃了以“君”为楚王的那一些陈说，有意于浦江清先生全篇皆山鬼自述的说法，最后又请教了郭沫若先生，终于放弃了浦江清先生的意见，作成本集现在的这个样子。（他绎的“山鬼”也是如此。）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注者经过考虑而决定取舍的精神和苦心。
本集另外的一个优点，表现在题解的概括性、简明性上。譬如“离骚”的题解，开始介绍了历代各家对“离骚”二字解说之后，接着说：“这首抒情长诗，是屈原最为杰出的作品，描写一个苦闷的灵魂的追求与幻灭，上天下地，驱龙使鸟。通过丰富的想像和巧妙的比喻，抒写着怀乡爱国之情，生离死别之痛。”这颇为恰当的介绍了这篇杰作和它的创作者的精神与人格，文字本身抒情的风味也很浓厚。再如“离骚”每节的解释也有同样的长处，对于读者了解本节的诗意有很大的帮助。本集的注解文字，主要的是语体，这对于一般读者等于推开了走向古典文学领域的大门。
“屈原集”虽然具有以上这些长处，但这些长处却掩盖不了它本身所具有的一些错误和许多缺点。
这个集子里问题最多的是注解部分，（当然，广义的讲，标点符号也是作者加给它的一种解释）现在我们就从这儿谈起。
“哀郢”里有一个句子：“过夏首而西浮兮”，王逸注：“从西浮而东行”。郭先生引本篇另一句“背夏浦而西思兮”为例，确证“西浮”为“心思向西而船行向东”，（“屈原赋今译”中“东”误植为“西”）按屈原流亡路线的方向，这是十分正确的。而文怀沙同志把“西浮”注作“往西漂浮”。“往西漂浮”，戴震、蒋骥就曾这么主张过，林庚同志也是如此。但他们都在注中说明了理由。戴说：“过夏首复溯洄……”，蒋说：“舟行之曲处，路有西南向者”，林庚同志也注明：“有江心洲，洲以下江流西南折”，意思都是一样的：大方向是向东，因江流曲折，此处是向西浮。文怀沙同志只说“往西漂浮”，并不附加条件，这是不对的。这一句下面紧接着的一句是：“顾龙门而不见”，在“顾”字下面，注了“回头”两个字，这又是错误的。（戴、蒋均注为“望”，是可以讲得通的）文怀沙同志既把“西浮”解为船行向西，那正好朝著“龙门”，何用“回头”？
对于“山鬼”里的人称，历来意见纷纭，且不去管他。文怀沙同志把“山鬼”末段“山中人兮芳杜若”中的“山中人”和下面“君思我兮然疑作”中的“君”都注作“山鬼”，这在意义上就有点讲不大通。如果“山中人”是指“山鬼”，那么这个“君”字应当是指她的爱人。“山中人兮芳杜若”前面的一句是：“君思我兮不得闲”，郭沫若先生的译句是：
“怨恨你呵，好哥哥，
你怕依然在想我，
只是没空闲，
不是把我躲？”（“屈原赋今译”）
“君”显然是“好哥哥”。前后的句法大致相合，以前例后，“君思我兮然疑作”中的“君”，当作“好哥哥”讲才比较合适。同句中“然疑”两个字，文怀沙同志注为“然而发生了迟疑”也是不妥当的。（虽然前人也有把“然”当作转折辞的）“然疑”，洪兴祖注得很明白“然，不疑也；疑，未然也”，闻一多先生在“楚辞校补”中说得更明白：“然疑犹今言将信将疑”。“你是否在想念我呵，这真叫人迷惑”，这么解释才可以和“思公子兮徒离忧”的“山鬼”的狐疑迷惘的精神状态相吻合。
文怀沙同志把“惜诵”里“恐重患而离尤”中的“重患”解作“更大的灾患”也是不对的。“重”在这儿应该是动词，王注为“重得患祸”；洪、朱都注作“增益”，文怀沙同志也许把它错看做“重大”的“重”，所以注成“更大的”，这样，“重”字就由动词一变而为形容词了。类似的例子还有。“鱼葺鳞以自别兮”（“悲回风”）中的“葺”字，王、蒋和郭先生都作动词解，按本句的意思，这是对的。而文怀沙同志却把“鱼葺鳞”注作“就是披着层鳞的鱼”，显然又是把动词当做形容词了。类似的例子还有。“夕归次于穷石兮”（“离骚”）中的“次”字，王、朱、蒋都曰“舍也”，王并详解曰“再宿为信，过信为次”，郭沫若先生也把它译作“过夜”，都作动词解，而文怀沙同志注作“住的地方”，把它当作了名词。
今天从事注解古典文艺作品，最困难、最需要慎重处理的问题是：“综合众说，择善而从”。（当然更需要独抒己见。）在斟酌去取时，文怀沙同志虽然不太苟且，但还没达到十分谨严的程度。这在对“女?之婵媛兮”（“离骚”）这个句子的见解的处理上表现得很显明。“婵媛”二字，文怀沙同志摒弃一般的意见，独取了闻一多先生的说法。闻先生是申引了王逸的见解把“婵媛”（“嘽喛”）解作“情绪紧张时的喘息”的，文怀沙同志把它通俗化作“喘吁吁的样子”原来是不错的，但闻先生在引了本句和紧接的下一句“申申其詈予”之后说：“此怒而喘息也”，文怀沙同志取闻说却取消了这个“怒”字而代之以“娇”字，（可能是采取一般的说法，把“婵媛”解作亲切、委婉的意思）成为“娇喘吁吁的样子”，把这个句子的意味弄得完全不同了。
其他如把“愁人兮奈何”（“大司命”）中的“愁人”解作“忧愁的人”；把“吾将荡志而愉乐兮”（“思美人”）中的“荡志”解作“摆脱心志”；把“何变易之可为”（同上）解作“有那一件改变操行的事可以做呢？”；把“驰委移之焉止”（“悲回风”）中的“焉止”解作“怎能停止”；把“瞽以为无明”（“怀沙”）中的“无明”解作“没有看清”；把“皇天之不纯命兮”（“哀郢”）中“皇天”解作“有灵魂的天”；把“不量凿而正柄兮”（“离骚”）中的“柄”解作“柄子”；（“柄”——“刻木端所以入凿”）把“惩于羹而吹?兮”（“惜诵”）中的“?”解作“酱之类食用的东西”……（“凡醢酱所和细切为?，一曰捣蒜辛物为之”）都是不正确或不够确切的。
同样的字眼用在不同的地方，因而就会有不同的意义，应该作不同的解释，这是对的。但在本集中却存在着一篇之中字句意义完全相同而注解却相互矛盾的例子：
“惜壅君之不昭”
“惜壅君之不识”（“惜往日”）
这两个句子的意义和文法组织完全是一个样子，文怀沙同志把后句中的“壅君”注成“被蒙混的君王”是不错的，而前一句中的“壅君”却被注成“是君王被蒙蔽了”。其他如把“离骚”里“喟凭心而历兹”中的“历兹”注为“遭遇如此”，将同篇中另一句“委厥美而历兹”的“历兹”解作“坚持到现在”，虽不能说是错，但在意义上是可以作同样解释的（郭先生的翻译就是这样）。
在这个集子里，有的句子本来不加注解是很清楚的，加了注解反而不清楚了。“亦非余心之所志也”（“惜诵”）一句中的“志”字被注作：“‘志’，就是心有所之。所谓心有所之的意思就是思考的目的。‘非余心之所志’，就是不是我内心所顾虑的。”
关于本集里的注解文字，文怀沙同志在序言里给自己树立了一个标准：“明白易晓”，实际上，一部分是做到了，一部分却差得多。请看下面的例子便会知道：
“退静默”（“惜诵”）——“退后一步，且安静而且沈默”；
“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悲回风”）—“为什么对于古贤彭咸的设想”；
“‘同样的目标’（指靠楚王的这一点上）”；
“悲哀离开郢都一天比一天远了”；
“希望有一个容身之处而找不到处所”；
“形容很遥远的意思”；
“思念君王没有比我更忠诚”……
像这样一些句子，在文法上都多多少少存在着缺点，而这些缺点，只须用心推敲一下就可以避免了的。
整理屈原作品是一件伟大的工程，一定要有严密的体制，哪些字句可以不注，哪一些却非注不可；哪些字一定要注音，哪一些可以不注，起码应该有一个标准。本集的严重的缺点之一就是体例不统一、没有一定的标准。“迷，迷惑也；“好，爱好也”；“粮，粮食也”；“播，播种也”；“芳，芳香也”……这样一些连小学生也可以一目了然的字注得满纸皆是，有的还一注再注；需要详加注解才能使意义畅晓的字句，反而被轻轻带了过去。譬如“悲回风”里“隐?山以清江”中的“清江”，郭沫若先生译为“细察长江”，与上句“冯昆仑以瞰雾兮”中的“瞰雾”比照，是正确的，文怀沙同志取了王、蒋“清其流”的说法，注为“澄清着江水”，这就使得对于现实景物的观察，带上了“象征”的意味。而王逸却明说：“欲清澄邪恶”，蒋骥也说“生不能正其国而死犹欲清其流”，文怀沙同志却完全不加说明，只注为“澄清着”，使读者不明白它的意义到底何在？
本集注音的情况更是糟糕。对于像“軑、薋、?、絓、惂、汋……”等等许多必须注音的陌生字全不注音，偶然想到似的，被注音的少数而又少数。有的虽然注了音，实际上却等于不注：“剡，音琰”，我想不认识“剡”字的也未必认识这个“琰”字。顺手取了“补注”，却给读者带来了麻烦。
工作计划性的不强，体例的不统一不但表现在注解上、注音上，也表现在题解上，（在“离骚”的题解里，引了诸家对“离骚”二字的各种解说，在“九歌”、“九章”的题解里为什么不引各家对于这两个总题目解说？“九”字到底怎么讲？这本是一个数目字，但为什么“九歌”里有十一篇诗呢？我想一般读者会发生这样疑问的。）不但表现在题解上，同样也表现在正篇和附篇的划分上。
“远游”一篇，郭沫若先生的“屈原赋今译”不收，文怀沙同志也说它“道士气太重”，显然不像屈原的作品，但还是把它和“招魂”、“天问”放在一道。“天问”的著作权从来不曾发生过问题，所以被放在附篇里去，仅仅是因为注解困难。这篇东西，注解起来当然比较麻烦，但以郭译为主，再参考前人研究成果、闻先生的“楚辞校补”、“天问释天”，大体上还是可以弄明白的。像现在这样，把它赤条条地摆在附篇里，不等于在一般读者眼前摊开一篇天书吗？“卜居”、“渔父”，是可以留在附篇里的，但也应该一律注解（郭先生也同样翻译了这两篇作品）。
本集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存在不少错字；把“沬”错成“沫”，把“氾”错成“汜”，把“齐吴榜以击汰”错成“齐吾榜以击伏”，一句六言古诗中，竟然错上两个字！小注里的个把错字比较起来就算不得什么一回事了。（本集第六十七页末行，“永”远误为“求”远。）
上面说过，本集在字句考订方面，参考诸家的说法，力求正确，这种努力是可贵的。但还有些地方，专家们认为是错简或衍句的，文怀沙同志并未加以考虑，即使不从，也应该加以说明，“涉江”的首段可以作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
因为尊重文怀沙同志的这份工作，也因为自己要向它学习，所以精心的读了这个集子，以上就是我读后的一点意见。因为我尊重它，所以要求得也严格。给屈原的作品作注解，好像向摩天的高峰探险，因而失误也是在所难免的。希望文怀沙同志能下个决心，重新开始这项工作，去掉一切缺点，使它成为通俗完美的一本好书。凭文怀沙同志以往研究的成绩和经验，更加严密精心的去从事这工作，我想一定会做得好的。
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