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大度情深义重——深切怀念陈再道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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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容大度情深义重
——深切怀念陈再道同志
胡奇才
陈再道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尽管岁月流逝，往事依稀，但他那种关心同志，爱护下级、肯于助人的精神，却令我永远难以忘怀。
１９３２年１１月，我红四方面军在陕西西安以南约２０公里处的王曲镇、子午镇，与追击堵截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之后，来到户县庞光镇，准备从这里西走秦岭，翻越大巴山到四川。
陡然间，发现一队队敌兵向总部扑来，把我们和第二梯队截断了。情况十分危急。
上级命令回头援救徐向前总部。当我们冲上去以后，团长孙玉清也带领主力上来了，经过一阵猛打猛冲，很快把截击的敌人冲垮了。给总部解了围。接着，我们又转向西进，边打边退。
就在撤退过程中，我的左膝被敌人的子弹打穿，负了重伤。我强忍疼痛，咬着牙，拖着受伤的腿，一瘸一拐地带领部队边打边撤。大约跑出一二里路的样子实在走不动了，才在九连指导员和两个战士搀扶下，于天黑时撤了下来。
一到宿营地，便立刻受到总部和师首长的表扬。
这一枪，虽然没有给我造成终身残疾，但却给我行军走路带来了极大困难和麻烦。第二天，部队要向汉中行进。我的腿痛得厉害，寸步难行。营长陈再道同志见状，说：“政委，你的腿伤得这么重，又没有配上马（那时，我刚当政委，还没有配马），怎么走呢？”他望着我的伤腿，深思片刻，干脆地说：“这样吧，你骑我的马走。”
“那怎么行！你还要指挥部队，跑前跑后哩。”我不同意。
“少跟我啰嗦，就这样定了。”说完，他叫通信员把自己骑的那匹白马牵来，让给了我骑，而他步行前进……
坐在马背上，看到营长跑前跑后，十分劳累的样子，我心里真不是滋味，便暗下决心：明天无论如何不能再骑营长的马了。
到了宿营地，团政委张成台找我谈话：“你骑营长的马走了一天，明天怎么办？”
“政委，我的伤不重”。我答。
“路都不能走了还不重，不要逞强了。我找了点钱，想把你安排在老百姓家先养伤，你看行不？”说着，他就掏出几块光洋，要给我留下。
我一时急得说不出话来。因为我知道，留下来等于离开部队，这是万万不行的。可我一时又找不到理由回绝政委的好意。就说：“反正我不留下。”
“你好好考虑考虑吧。”政委说。
“不用考虑，政委。如果你要我留下，不如补我一枪。”我的倔劲也上来了。
政委看我如此坚决，就没有再坚持了，便说“那好吧，明天我让担架队把你抬上。”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营长陈再道又找到我，“胡政委，你还是骑我的马走吧。”
“不！营长。我负了伤，不能帮你的忙，现在两个人的担子都压在你一个人身上，我就够惭愧的了。如果……”
“这有什么关系嘛，我的腿脚利索着哩。”他说完就想走开。
我一把抓住他：“不！不行！如果我再骑你的马，部队战斗力会受影响的。”我坚决不同意。
就在我俩拉扯、谦让期间，团政治处主任王家善同志带着担架队来了。于是，我坐着担架过了秦岭。
试想，如果当初陈营长不让马给我，也许我第一天就会掉队，也许我永远找不到部队，也许……当然，也就没有我胡奇才的今天了。
１９３５年７月，我３３团与兄弟部队在千佛山一带实施防御战，掩护红四方面军西进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完成掩护任务后，上级即电告我们：撤出阵地，随主力北上。路线是：经茂州到芦花、黑水，过草地走毛儿盖。
我们从千佛山撤下来，军长王宏坤一直跟着我们，并带领我们西进到茂州的东面，停了下来。他到茂州城去见王树声副总指挥。王军长走后，我们也要赶路。不多久，我便接到王军长从茂州打来的电话，要我团经过茂州，半夜过铁索桥，然后到雁门关集结北上。
结果我们在茂州走错了路，被王副总指挥在电话里大骂了一通。待我们按指令返回，赶到总部王树声处报告时，我的枪被卸了下来，随即送往交通队，把我关了起来。我骑的那匹马也被没收了。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和羞辱，使我感到很难堪、很窝囊。在禁闭室里，我不断反思，寻找犯错误的原因。找到原因后，我悔恨交加。恨自己太粗心、太大意。辗转思及，无地自容，真想一头撞在禁闭室里。
就在我极度痛苦、彷徨的时候，四军军长王宏坤和１１师师长陈再道都打来电话，要我回四军。特别是陈师长，他对王副总指挥讲：“胡奇才同志走错路是有责任的，但也有客观原因：雁门关，燕门关音相近，一字之差，难免出错；加上没有向导，不懂藏语，还是可以谅解的；再说，他过去打仗勇敢，人又年轻（当时只有２１岁），不如给他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让他回我们师，我再好好帮助帮助他。王树声同志见他说得有理，就批准了。于是，我就回到了师长陈再道的身边。
陈师长与我彻夜长谈：他要我认真总结教训，振奋精神，好好工作；他要我心胸放开阔一些，想远一些，正确对待这次挫折；他要我从哪里跌倒了再从哪里爬起来，继续前进……他像对小弟弟一样，关心我、爱护我、宽慰我。看到快过草地了，他又临时给我抽调了一匹小马，说：“没有好马，你先凑合着骑吧！骑着它好过草地。”听着陈师长感人肺腑的话语，看着他诚心诚意的一举一动，我真不知说什么才好，千言万语涌在心头，只说了一句：“谢谢！”眼眶便潮湿了。
从此，我作战更勇敢，工作更积极，考虑问题更慎密。并多次立功受奖。后来，还被提为１１师（是个大师，下辖３１、３２、３３团等三个团）师政委，师长陈再道（时间是１９３５年，这是我们第二次共事）。
我在师部休息了两天，就跟随１１师向毛儿盖进军。
一天，部队快到了毛儿盖，我正在师部休息，不小心，干粮袋被别人偷去了。那时候干粮袋可珍贵了，行军时，大家把它背着；睡觉时，大家把它枕在枕头下面。没有干粮袋，怎么过草地。我把这情况报告师长陈再道，又是他在困难情况下帮助我。他不仅没有责怪我，反而还说：“丢就丢了呗，把我的干粮拿两碗去。”我坚决不同意。他说：“没关系，我会想办法的”。于是，他把自己吃的干粮匀出两碗给了我。
两碗干粮，拿到现在来说算不了什么，但在战争年代、在红军时期，两碗干粮却像金子一样宝贵。捧着这两碗干粮，我激动不已，心想，这哪是两碗干粮？分明是两碗情深义重的种子和金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