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潮”十项对策建议 [复制链接]

第2版(农村经济)
专栏：

　　“民工潮”十项对策建议
本报记者吴长生
编者按：“民工潮”，数以千万计农民的大流动！这一传统经济、农业社会向现代经济、工业社会急剧转变时期的特有现象，引起了全国关注。从根本上说，这是农村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劳动力获得解放的一个象征，但也带来一些回避不开的现实问题。现在，人们对于这一现象的认识和评价，在理论上逐步趋于一致，重要的问题在于采取怎样的对策。本文在这方面提出的一些见解，可供参考。　　　　　　　　　　　　　　　　
前一段，伴随着春节前后铁路干线上滚滚涌动的“民工潮”，多家新闻单位也不约而同地掀起了一股颇具声势的“报道潮”。丰富的信息、严肃的分析、鲜明的观点，短时间集中灌输，使社会各方对“民工潮”的起因有了较真切的了解，于是，偏见开始消除，评价趋于统一，理解得以加深。正是在这种变化了的大背景下，最近举行的“‘民工潮’现象研讨会”的“热点”，自然地由为“民工潮”被动辩解，转向积极探讨对策。怎样合理疏导“民工潮”，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从大战略上讲，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发展经济，特别是加快发展农村经济，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开辟更广阔的转移空间、更多的就业机会，其中继续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是最主要的途径。这已为多年成功的实践所证明。在实施这一总战略进程中，当前和今后可以采取哪些具体方针和办法？记者根据主管部门和专家们的意见，概括出以下十项对策。
疏导
为什么会形成“民工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沛瑶概括为两点：“一是存在城乡差别，而且收入差距拉大；二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太多，加上我们长期对这一问题不重视。”去年还担任劳动部领导的李沛瑶同志来了个“自我否定”：“过去，我们劳动部是‘城市全民劳动部’，别说农村，连城市集体、个体都不管。一治理整顿，就关闭城门、清退农民工。再这样不行了。还是要学习大禹，采取疏导的办法。‘民工潮’实际是市场推动下的生产力解放运动，对它的意义不可低估。”
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经营自主权的农民，大体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不离土、搞多种经营——离土不离乡——离土又离乡。全国政协常委王郁昭认为：“这是随着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升级过程。因此，可以说‘民工潮’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我们既要看主流，又要尽量做好疏导工作，消除负面影响。”
突围
农业部农业政策研究会副会长郭书田说：“‘民工潮’是市场呼唤出来的，谁也限制不了，是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引起的。要推动这一历史性进步，就要清除障碍，首先要突破两个‘围子’：一是突破严格限制‘农转非’的旧户籍制度；二是突破‘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绝对化观念。因为它只能在一定时期起作用，但长远不行，没法解决我国农村劳动生产率低的问题。现在我们户均土地经营规模比日本、韩国还小。而农业剩余劳动力不转移，农业劳动生产率就无法提高。当然，进城主要不是进大城市。”国家统计局的王跃新提供的数字显示：今后一段时间，农村年均新增劳动力至少７００万，按过去十几年年均转移６００万的速度继续转移，到本世纪末，农业剩余劳力也将增至两亿多。
“孩子长大，衣服却小，把扣子崩开了。这就是‘民工潮’，改革解放了大量农业劳动力，原来的狭小天地容纳不下了，它就要外流。先解开扣子，让劳动力流起来，同时加强管理、加强服务，尽量做到自由加有序，这对多方都有利。”劳动部就业司张小建司长用形象的比喻阐明自己的观点。
削峰
坚持疏导，协同努力，“民工潮”就可以走向有序。回顾近两年的实践，代表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大家充分肯定了去今两年铁路、交通、公安、宣传等部门为疏导“民工潮”所作的工作，并认为应当继续“削峰”。
结合今年的实际，张小建提出：“应当多方采取措施，在春节期间削掉‘洪峰’，把春节大潮变成一年３６５天的长流水。据统计，今年春运铁路共运送农民工２１００万，公路、民航运送５００多万。由于组织有力，节前民工返乡、节后到输入地分散返厂都较顺利。最大的问题是输出地失控，不少地方输出量成倍增长，而且非常集中，造成严重淤积，有的车站一天压客达８万人。看来，‘削峰’必须治本，要下力气做好劳动力重点输出省的工作，提供信息，尽可能分批、有组织地输出。”国务院研究室的叶兴庆则认为，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把一部分“候鸟”型民工变为“永久”型民工，减少流动量，也是一条“削峰”的重要措施；而且民工总是像候鸟似的飞来飞去，也不利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更需要熟练工人。
分流
消化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外输出是一个重要途径，但不是唯一途径。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搞得较好的安徽阜阳地区、江苏响水县和北京通县的代表，都结合各自的实践，谈了多路“分流”的体会。从大方向说，一是向外输出，包括外地、外国；一是就地转移，包括三个层次：精细农业、大农业（林果、养殖等）、二三产业。
农业部乡镇企业司的刘祖荫呼吁社会各方对乡镇企业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支持。他认为，乡镇企业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根本出路；今后仍需加快发展，特别是农业劳动力剩余的重点地区和广大中西部地区更要大力发展，而且要相对集中、连片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农业部原副部长郑重也以为，向农业的深度转移是一个途径，但容量更大的还是二三产业。
改制
来自公安部的朱国桓统计师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一部改革县以下小城镇（含县城）户籍制度的新办法正在加紧拟定中，待上报、批准后，即可出台。届时，只要具有稳定的职业、稳定的收入、稳定的住处等条件，农民即可在城镇落户。这一改革举措，无疑可以有效减轻流动的压力，有利于剩余劳动力就地转向二三产业。
农业部农研中心副主任杜鹰认为，“民工潮”既是生产要素的流动、优化组合，又是城乡利益关系的调整，带来的冲击是多方面的。冲击的不仅是户籍制度，还有城市的福利保障、副食补贴、分配住房制度等等。对国有企业的用工制度改革也有极大推进作用。光破旧不行，还得立新，建立起有利于劳动力合理流动的一整套新制度。事实上存在的种种不平等制度不改革，已转出的劳动力“回流”问题就解决不了。
建市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的社会流动范围、规模都是受到很大局限的，现在流起来了，最活跃的生产要素首先流起来了，这是大好事，说明市场已经开始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杜鹰提出，下一步是要建立全国性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平等竞争、公平买卖、有效管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赵树凯副研究员则认为，尊重劳动者对劳动力的个人所有权，是发育市场的基本前提。
王郁昭说：“目前，全国的劳动力中介组织已有一批，但与实际需要还不适应，需要继续发展，不断规范。”全国政协委员刘堪建议：立即着手建立信息网络，沟通供需，尽量减少流动的盲目性。当前可引导重点输入、输出地区之间加强联系。
培训
为了适应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必须切实抓紧对劳动力的培训工作。阜阳、响水、通县的同志对此都有深刻的体会。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有一定技能，择业的领域就宽，就业的难度相对就小。从总体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就会加快。
《中国农村经济》副总编韩俊博士认为，“民工潮”可以说是一个跨世纪的课题。现在我国务农劳动力占总量的５７％，下世纪２０年代可能降到２０％多，因此目前的流动只是“序曲”。为保证这一历史性转移的顺利实现，有必要制定几百万青年农民的培训就业计划，也作为一项“工程”，尽快付诸实施。
立法
外出民工是目前我国生活最不稳定的群体，利益也最容易受到侵害。稍不注意，就可能酿成严重的社会、政治事件。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制定有关法规，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是迫在眉睫的一件大事。社科院农村发展所研究员刘文璞指出，要想办法防止城市贫民层的扩大，其中一部分可能就是进城的农民。
赵树凯以为应当双管齐下，禁止输出地以开“外出务工许可证”等名义乱收费、勒索农民，干涉农民择业自由。在输入地，则应严禁采用不人道的方式盘剥“打工仔”、“打工妹”，严格执行每星期４４小时工作制；规范合同管理，依法保护民工权益，使他们安心投入生产。
为了促进稳定转移，稳步推进城市化，还有必要尽快制定《户籍法》。
规划
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路子，不能照搬别国“圈地”式的老办法。社科院农村发展所所长陈吉元主张，“转移”应包括两个内涵：一是职业转换，即由农业转向非农产业；二是地域迁移，即从农村迁入城镇。当然，大城市可以容纳一些，但不是主要场所。主要应在原来的农村范围，但分散转、“钟摆式”地转都不行，必须相对集中。为此，需要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制定科学的规划，有步骤地采取配套措施，引导农民分步转移、投入城镇建设。这关系未来的城乡新格局，必须有科学依据。有的同志提出，加强小城镇建设意义重大。也有的同志认为，根据目前的情况，各地县城应该首先发展起来。
协调
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陆学艺指出：“几千万人的大流动，前所未有，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社会、政治问题，需要全社会拿到更高层次来研究。”刘堪建议：鉴于这不是个别地区、个别部门的事情，希望政府能像抓扶贫、抓农业综合开发那样，成立有权威的专门协调机构，组织研究、制定对策。
令人欢欣的是，大家都注意到了，在八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鹏总理专门讲了这样一段话：“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在地区间的合理流动，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要积极引导，加强管理，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这说明，“民工潮”已作为一件国家大事，被列入了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
（注：此次研讨会是由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劳动部就业司、中农信公司发展部、《中国农村经济》编辑部和《中国农民》杂志社联合举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