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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在别识心裁——编纂《二十六史大辞典》中的继承与创新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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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94-04-19
第11版(文化)
专栏:编著感言录

  贵在别识心裁
——编纂《二十六史大辞典》中的继承与创新
瞿林东
由戴逸教授任总主编的《二十六史大辞典》,已经和读者见面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这部1000多万字的大型辞书,包括事件卷、典章制度卷、人物卷和表图索引卷,约含6.1万个辞条。这是目前所见关于中国历代正史的工具书中规模最大的创制。
承本书主编与编纂委员会诸君的雅爱,命我为本书撰写一篇导论,对二十六史作扼要的介绍和评论。导论围绕着二十六史阐述了史学上的一些问题;本书正文各卷的编纂,则以二十六史为根据,以辞书的形式反映中国历史的面貌。这里,我想就本书正文的编纂,讲一点关于史学遗产的继承与创新的认识。
章学诚在总结中国古代史书体裁的发展、演变时,提出了这样一个见解:“神奇化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事屡变而复初,文饰穷而反质,天下自然之理也。”他认为:从《尚书》的因事命篇到《春秋》、《左传》编年,是从“不为常例”到“得从比事属辞为稍密矣”的变化;从《春秋》、《左传》到《史记》、《汉书》纪传,是从“年经事纬不能旁通”到“得从类别区分为益密矣”的变化;而“司马《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纪事本末体史书,“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文史通义·书教下》)章学诚不可能明确指出中国古代史书体裁之辩证发展的历程,但他的这个认识确是明显地包含着关于史学遗产的继承与创新的朴素辩证观点。章学诚评论史学尤重“别识心裁”;所谓“别识心裁”,就是指史家的创见。
翻阅《二十六史大辞典》各卷正文,一则可见编纂者群体的用功之勤;仅就全部释文必自二十六史之所出这一条,它就是一项细致而浩大的工程。二则可见编纂者们在辞书编纂思想上的新意,这也可以看作是章学诚说的“别识心裁”。
新意之一,是吸收了纪传体史书的特点而赋予辞书以新的编纂形式。二十六史都是纪传体史书,大多包含纪、表、志、传4个部分,分别反映出历史进程、重大事件、典章制度、社会风貌、人物行事,是对历史作整体性认识和描述的综合体史书。本书按事件、典制、人物、表图分卷编纂,既继承了纪传体史书以“类别区分”综合反映历史面貌的优点,又丰富了现代辞书的表现形式,使辞书家族增添了新的成员。
新意之二,是在尊重皇朝史断限的基础上鲜明地表现出通史的特点。二十六史中只有《史记》是通史,《南史》、《北史》、《旧五代史》、《新五代史》是相对意义上的“通史”,其余都是按朝代断限的皇朝史。本书各卷将二十六史合理组合分为9个阶段,按时间顺序编次辞目与释文,既使断代史或皇朝史眉目清晰,又使二十六史各部分内容都上下贯通,融为一体。横览,可综揽一代;纵观,可贯通首尾。这是许多辞书都未能兼备的。
新意之三,是在分编设目、考镜源流方面的新进展。本书典章制度卷从历代正史的诸多志目中,选择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关系比较密切的志目,设礼制、职官、食货、选举、刑法、兵制、方域、典籍8编,其中方域由地理而来,典籍源于艺文、经籍。本卷释文,多注意于考镜源流、疏通古今,尤能反映本书在编纂上的认真。
新意之四,是文图互补,相得益彰。即将出版的表图索引卷,包含丰富的、有一定体系的图片(如舆服、礼器等),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出了形象的历史。
综观本书,在科学性、知识性、实用性等方面,都显示出较高的水平,堪称是一部优秀的大型辞书。细察其所以能够如此,编纂者们于继承之中出其新意,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本书以与二十六史“配套编纂,相辅行世”为其宗旨,可以信矣。
时下,人们可以看到种种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广告。依我的肤浅认识,要做到真正的“弘扬”,简单地搬用、抄撮是不行的,而应当把积极继承和勇于创新结合起来,于继承之中出其新意。在这方面,《二十六史大辞典》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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