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厨师困境”与“群体非理性”——记社会学者孙立平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化)
专栏：学者剪影

　　解析“厨师困境”与“群体非理性”
——记社会学者孙立平
周珣
孙立平，年三十九，辽宁绥中县人氏。为人憨直而思维敏锐，任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论文逾百，著译九部，凡二百五十万字。这些论著关注中国问题，所论颇有独到之处。
在成为一位社会学者之前，孙立平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学生，一本研究家庭问题的英文小书让他第一次发现，大家关心着探讨着的现实问题还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去观察！初识社会学的魅力之后，孙立平一发难收。于是，一九七九年教育部为恢复社会学举办的集中了经济学、政治学等各科人才的师资专训班里，出现了一位与社会学不搭界的中文系学生。
孙立平新硎初试，是在社会现代化领域。他的《社会现代化》一书是国内现代化理论研究较早的专著。嗣后，在国家七五社会学重点课题“发展理论与中国现代化”中，孙立平进一步剖析了“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特殊问题。他对“没有这个方面的现代化就没有那个方面的现代化”的思维逻辑提出疑义，认为由此很容易形成全面现代化的纲领。而一旦在实践中真的试图全面现代化，会冒极大的风险，直接后果很可能是四方出击、全面开花，在同一时间内将所有与现代化相抵触的潜在力量全面动员起来，导致现代化的夭折。现代化需要整体规划，也需要把现代化进程的不同任务和内容加以分解的能力。
“文者道之用”，无论是对国外发展理论的广泛研究，还是对现代化时序模式的一般探讨，抑或对改革前后中国大陆社会结构变迁的条分缕析，孙立平的眼睛注视着燕园之外的风雨阴晴。
多年来人们习惯于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解释农民收入过低的问题，孙立平则做了一个简单的比喻：假如一个收入在社会平均水平的食客雇有三个厨师，厨师的工资将肯定在食客工资的三分之一以下，远低于社会平均工资——这就是中国农民目前所陷入的“厨师困境”。人多地少，经营规模过小，是制约农民收入的基本因素。孙立平确信，解决中国农民贫困状态的根本出路在城市化，即为增加厨师收入必须减少厨师人数，使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逐渐有序地向城市转移。在粮价每提高百分之十、农民收入只提高百分之一的情况下，希望通过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来提高农民收入，“政府和农民的行为都会产生偏差”。孙立平思深虑远。
在对短期行为的一片批评声中，孙立平出语惊人：“人们选择短期行为并不是因为盲目无知，在个人的层面上，恰恰是一种合理性。短期获得的利益明确而现实，而长期行为的预期效益难以把握。”但短期行为毕竟是以明天的牺牲来换取今天的收益，在社会的层面上是一种“群体的非理性”。在急剧变革的社会中，很难劝告个人为不可预期的将来放弃现实利益，除非有制度的保障，使长期行为可以进行收益预期、有利可图。他对短期行为不作简单的道德评价，引出制度性安排的重要性，令人耳目一新。
变革着的鲜活生动的社会现象强烈地吸引着孙立平的视线。关于腐败、关于炫耀性消费、关于人们对工资调整日益冷漠的反应……孙立平以他的敏锐捕捉并解析着这些热点。
（附图片）
沉思中的孙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