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献，高原永恒的精神——在西藏工作的内地人 [复制链接]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专题报道

　　奉献，高原永恒的精神
——在西藏工作的内地人
本报记者贺广华刘伟新华社记者李志勇
在雪域高原，有那么一批远离故乡亲人的内地人，他们默默无闻，事业也并不显赫，他们所拥有的，仅仅是一段常人难以想象或许也难以理解的人生经历。我们记录下来，是希望当人们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能够想起他们。　　　　　　　　
——题记
很少有人了解：在平均海拔４０００米以上的“世界屋脊”生活工作的人们，要克服多大的困难，要做出多大的牺牲，要对自己的身躯、智慧、意志、品质、毅力等等进行怎样严峻的考验和磨练，才能生存下来？
他叫邹军，一位普通的西藏水文工作者。在札达工作期间，他几乎每天都要跑很远的山路拾牛粪生火做饭。一个冬天，邹军去找野菜，不幸风雪中迷路而冻坏了脚，截去了左脚趾……
那是１９９０年的事，他才２１岁。两年后，邹军因左脚残疾照顾性地调到了条件稍好的浪卡子县曲果仲水文站，他乐呵呵地对我们说：“这儿海拔才４４００米，又通公路，比札达好多了。”
海拔４４００米，这样的高度对于人类意味着什么？
医学专家告诉我们：它是人类生存的临界高度和危险高度，空气含氧量仅为海平面的１／２，由于高寒缺氧，人体大脑及各重要器官将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身体机能呈明显衰减状态。到了海拔５０００米以上的高山地带，已是人类的“生命禁区”。
在海拔５１００米的普莫雍错湖畔，我们见到了四川小伙子黄庭勇与他的战友拉巴。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从事气象、湖水蒸发等项观察监测。大地的旷远与每天两点一线的生活限距，山外纷繁的画面与此地静谧单调的图景，都市优裕的生活与这儿艰苦的时光……无一不构成令人灼目的对比，而吃着他们数月来唯一一顿拥有蔬菜的简单中饭——蔬菜还是我们采访车从遥远的拉萨捎来的，我们实在不忍夹菜。
这就是“高原人”的生存环境与状态，他们的皮肤因烈日风雪而粗糙黝黑，他们的心脏因供氧不足而不胜负荷，他们的肺部会因一次感冒而转为危及生命的肺水肿，他们的肠胃也常因吞吃夹生食物而功能紊乱……
很少有人知道：从祖国内地奔赴高原的人们，是以怎样的热情，付出了多大的代价、矢志不懈地投身于这片疆土的？他们不仅给一个获得新生的民族带来了现代文明，也带来了祖国大家庭的关怀，他们与当地人民一道，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创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业绩。
驻守在海拔５３００米的查果拉哨所，不见飞鸟，不见绿草。一次体检，竟有８０％因心脏、造血系统功能异常符合住院治疗标准，但他们强自忍受着、谁也不曾想到下山疗养。终于，“白天兵看兵，晚上数星星”的军营生活结束了，当战士们走下雪山见到绿色时，有的竟抱着树放声痛哭……
在西藏，有那么一批老人，无论活着的还是死去的，只要提起他们的名字，人们便肃然起敬。那是一批在毛主席号令下千里迢迢走路进藏的无畏战士。艰苦的生活，锤炼出了那一代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的坚强性格，熔铸了那一代人特别能创业、特别能奉献的崇高品格。正是他们，亲手创建了西藏第一条公路，第一个工厂，第一所现代化的医院和学校……但他们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先后有近５０００位长眠在高原，几乎占了５０年代进藏人员的１／１０。
安息于拉萨烈士陵园的徐松荣烈士是其中的一员。这位１９５１年进藏的优秀筑路专家，生前不知越过多少座雪山，趟过多少条急流；人们只知道，直到他１９６５年突发脑溢血牺牲在一座桥梁工地上，竟没有一次休假探亲的记录！
难道他不思念家人吗？不！我们在拉萨烈士陵园纪念馆见到了徐松荣给女儿的信，信中写道：
“珠儿，我收到你信的时候，正是大雪纷飞工程紧急的时候，倘若那个时候我少走一步路或者多睡一点觉，人民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失，所以你的信我一直塞在我的皮大衣的口袋里。
我的皮大衣是雪衣也是雨衣，经常是湿的。我今天诚恳地告诉你，爸爸的每一分钟都在为人民事业奋斗……”
“老西藏”永远不老。１９９０年７月，风尘仆仆来到西藏视察的江泽民总书记，特别指出要“发扬老西藏精神”。数十年来，它已成为所有志在高原建功立业的中华儿女的追求与使命。
曾在海拔４０００米以上的高寒山区创造全国冬小麦亩产８３６．５公斤最高纪录的农业专家王玉山，从６０年代初进藏起便一头扎进了江孜县，一干就是２７个年头。１９８７年王玉山调往拉萨时，江孜的父老乡亲从百里外赶来送行，一条条洁白的哈达，饱含了人们对他的深深敬意。王玉山也在心底感谢江孜人民，正是他们把昏倒的他一次又一次地从试验田里送往医院，给了他在高原生活的勇气。
王玉山式的专家和科技人员在西藏还有许多。为培育高原良种走遍千山万壑采撷麦类品种的谭昌华，曾被不明真相的老百姓称为“偷麦穗的人”；走向千家万户耐心向藏族群众传授消灭农作物病虫害技术的孙安治，被藏族同胞叫作“杀虫子的人”；把电力、地热、风能、太阳能技术带入高原的电力专家傅德树和他的同事们，被藏族同胞誉为播撒“神火的人”。还有足迹踏遍高原大地，发现多种稀有昆虫的昆虫专家胡胜昌，数十年献身西藏农业气象事业并做出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王先明等等。他们长期过着寂寞艰苦的生活，有的已长眠高原，有的疾病缠身，还孜孜跋涉在高原大地上。在西藏已生活了４０年的畜牧兽医专家孙光明，有２３年是在藏北高原牧民帐篷里度过的。他与他的战友们为藏北牧区消灭牛瘟、布氏病等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有谁能想象他们那像“野人”似的生活？一次，孙光明率队远征“无人区”，曾与单位、家人失去联系达８个月之久，当他们拖着浮肿溃烂的双腿、披着垂肩的头发、穿着烂成布条的衣裤归来时，迎上来的人们拥抱着他们泪流满面……
很少有人明白：这些远离故乡亲人的“高原人”，是怎样深深爱恋着这方土地和这里的人民的？他们在西藏一干就是多少年，默默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知识、年华、家庭乃至生命，是什么东西支撑着他们那坚韧崇高的心灵？
４０年前，一位文弱的年轻女大学生，经过７个月的艰苦行军，从上海来到了西藏小镇日喀则。不必细说蒋英在西藏工作近３０个春秋中救治了多少病人，又有多少藏族群众血管里流着她的“Ｏ”型血液……当年在日喀则地区人民医院，只要戴着近视眼镜的蒋英出现在妇产科诊室，人们就会奔走相告：“快去，今天是‘眼镜大夫’值班。”于是，这一天的病员就要比平常多得多。而在病房里，常会看到有人拉过蒋英瘦弱的手，放在自己的头顶，这在藏族人民的习俗中，是所能表达的最尊贵的敬意。
可是，这位被藏族群众尊称为“古卓玛”（守护神）的白衣使者，却因超负荷的工作而患上高血压、高原性心脏病，直至癌症。１９８２年，她钢铁般的意志再也压制不了病魔的吞噬，匆匆走完了她那不足５４岁的生命历程。她的遗物，除了两只进藏时携来的旧铁皮箱，没有任何值钱的家什。
大凡在西藏工作过，无论是５０年代的“老西藏”，还是９０年代刚刚奔向高原的年轻人，都有一种“认同感”，他们的精神世界中，魂萦梦绕着高原的一切。三进西藏的气象专家朱宝维是其中的一个。１９５５年他大学毕业后直奔最艰苦的藏北高原气象站工作；１９５８年，为了进一步深造，他考回母校北京气象学院，谁知１９６２年学习结束，他又回到了高原，且一干就是１８年。１９８０年，他调回杭州，次年被提升为杭州市气象台台长，人们以为他从此再也不会回来了。可是８年后，年已５２岁的他出人意料地第三次踏上了高原。他抵拉萨后对昔日的同事战友们说：“我忘不了西藏啊！高原气象事业需要我呀！”
粗略统计，西藏和平解放４３年来，先后共有２０万各族中华儿女进藏工作。人员换了一批又一批，但热爱西藏、繁荣边疆、增进民族团结与交流的传统代代相传。失去的，是他们个人的青春、生命与家庭；换取的，却是一个民族的不断成长与进步。（附图片）
色齐拉山上的筑路战士们，在风雪交加的工地上用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