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面前说“波动”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物价面前说“波动”
本报记者班明丽
编者按：有位经济学家把价格比作衣服的“第一只钮扣”，是说只有钉正了它的位置，才能摆匀其它钮扣，把衣服理得整齐美观。此话甚有道理。
在不断深化的各项改革中，价格改革是与汇率、税制等同等重要的改革。某种程度上说，价格改革的意义更为广泛，因为价格贯穿于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价格是市场发育的灵魂。
价格改革涉及千家万户，它的成功与否，首先取决于国家的宏观决策与调控，取决于经营者的行为，也离不开千百万群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树立起来的正确价格观。
价格，是经济学家及管理部门研究的热点。普通群众在日常生活中议论最多或遇到最多的，往往是两个问题，一是关于价格的波动，二是关于价格的稳定。为什么会有价格的波动？为什么价格又必须稳定？我们的话题就从这里开始。
万花筒般的波动
如今价格像个万花筒，你来我去多变幻。
事例信手拈来。比如人们熟悉的黄瓜，今年二三月间，市场卖４元多钱一公斤，而去年同期每公斤是６元多钱；油菜、芹菜今年每公斤２元左右，去年只有１元多。
季节性的变化也很明显。像鸡蛋，淡季零售价每公斤５．４元，旺季则降到４元左右；冬天吃肉的人多，肉价就比夏天贵。
节假日价格也有变化。每年几大传统节日期间，彩电、冰箱就比平常俏销价高。而淡水鱼之类的商品，往往星期一比星期日要卖得便宜。
过去，同一种商品在全国各地，除了些微的地区差价，没有更多差别。现在，兴许一条街上就有几种价。同一种商品，现在不但因店大店小、或全民集体或私营个体成分不同而价格各异，就是同一档次的不同国有商场，价格也有高低之分。差价少则几元几十元，多则上百上千元，常常使顾客没了主意。
改革以前价格几十年都不变，现在每年每月甚至每天都有变化。生产资料价格起伏也颇大。
如此种种，举不胜举。
在繁纷差异的个别现象中，渗透着一种“一般”——波动。必须承认，波动是价格的基本特征，改革首先就是要还价格以这种“本性”，让价格随其价值及时变化，按照市场规律波动起来。
波动源起于两个字：“放开”。这种放开是指，国家不再对大多数商品直接定价，把定价权交给了企业，还给了市场，因此“一价统天下”、“一价定终身”的价格旧体制，从此结束。
上涨是伴生物
波动，应当是有升有降，有涨有落。但回顾１５年价格改革历程，我们会发现，价格波动中确实升降各自有之，不可否认的是，升多降少；升的幅度大而降的幅度小。
原因何在？
首先，原有物价水平，是在５０年代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管理体制下确定的，不可能高。人为制定的产品价格，一开始比价就不尽合理，长期僵化的体制，又使价格不能随市场变化进行调整，价格结构难免要发生扭曲。于是，“剪刀差”不仅在工农业产品之间出现，工业内部不同产品之间也同样存在，造成利益分配不公。一个扭曲的价格体系，必然压抑生产积极性。而一旦放开价格，隐性通货膨胀就会显露出来，因此在结构调整过程中，导致价格出现上升的趋势。
随着经济发展，许多产品的成本也在提高。这不仅是因为受资源约束，投入越来越大，而且职工工资即劳动力成本也在提高。
这些，都是物价上涨的推动力。因此，在目前经济发展阶段内，价格总体水平不断提高，是有一定必然性的。
上涨波动给我们带来多大压力？改革开放１５年，小的波动年年有，较大的价格波动有三次。
第一次，１９７９年，国家通过计划调价，大幅度提高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粮食、棉花还实行超购部分加价。当年６种粮食的收购价提高幅度为２１．６％。１９８０年，相应提高了肉蛋等８类副食品零售价，当年社会商品零售价格上升３６％。
第二次，价格大幅度上涨，持续时间较长。从１９８５年上涨８．８％，到１９８８年上涨１８．５％，达到最高峰。１９８９年仍继续上升为１７．８％。这一阶段，既是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也是价格改革取得重要进展的阶段。
第三次，经过１９８８至１９９１年治理整顿阶段后，１９９２年，国家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又加大价格改革进度。但遗憾的是，１９９３年又出现了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当年零售物价上涨了１３％。
如果把１５年价格水平上升程度，量化成人们能看懂的数字，到１９９３年，零售物价总水平上涨２．５４倍，按１９９３年的最终产品量计算，至少上涨了１００００亿元。
面对国家财政困难，企业尚未搞活，社会收入的多层次和分配不公，这笔巨资已全部由国家、企业和消费者承受下来，不能不说是改革中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今天，回顾这一段历史，说明我们对价格波动并不陌生，也无须惧怕，我们有驾驭波动的能力。
心态变了
价格，是一个很深奥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大众化的话题。至今，人们对价格波动仍有各种疑虑：物价会上涨到什么程度？我们能承受得住吗？
然而，不能不承认，在担心背后，人们的心态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希冀价格只降不升或永远不变的良好愿望，不再成为人们追求的理想。
一个调查摆在百户居民面前。“请回答：你赞成哪一种情况？”
发展经济中，（１）物价不动，生活水平不高；（２）物价上涨，生活水平提高。
结果是，赞成第（２）的占５０％以上。这是１９９３岁末北京市朝阳区物价局在区内城镇进行民意测验的情况。
无独有偶。１９９４年春节过后，记者专门邀请５位来自工厂、医院的普通职工座谈。他们是区人大和政协委员，脑子里装着不少老百姓的真实想法。当席间请他们对物价与生活水平的两种关系表示意见时，５人也都作出了第（２）种选择。
两次调查，一个心态。经过１５年实践，人们对物价与经济发展、物价与生活水平的整体关系，有了新的判断。更多的人不再期望经济落后中的物价稳定，开始承认并接受发展中的物价波动。显然，观念在变。
物价波动，不再被视为猛虎。“假如经济发展快而又不涨物价，那该多好！”“假如光长工资不涨物价，那又该多好！”现在许多人说，这只是美好的一厢情愿。
承受力在提高
心态的变化，不仅是观念改变，其基础是经济承受力的提高。
如果初期价格变化带给城市人的，还仅仅是花生米到处可以买；凭票肉、油定量日渐增多，那么，正是以后又经过多次调放，累计起来算至１９９１年，农副产品的价格已经提高了１６８％。采掘工业价格累计提高１６３％；原材料工业品价格累计提高１２７％，等等，在这些波动中，我们告别了一个商品匮乏的社会，面对的是丰富多采的商品世界。
波动，还使一个扭曲变形的价格结构得到调整。过去工农产品比价不合理、采掘工业与加工工业品比价不协调的状况，有了根本性的改观，价格的“晴雨表”作用，不断地激发着生产积极性和深层潜力，成为培育市场的润滑剂。这一切，犹如把经济学“木桶理论”所说的那个木桶上最短一块板变长，木桶变深，才能更多地装水。这水，就是经济的发展。
不久前，北京市物价局就经济发展与物价的关系，作了一个详尽的考察回顾。他们以每年的实际数据为基础，把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９２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和物价，各画出一条曲线。结果发现，这一段时间是北京市经济高速增长期。１９９２年国内生产总值比１９７８年增长了５５０％。１４年内平均年递增１４．３％。而同期物价平均每年上涨为７．４６％。
如果把１４年北京市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增长率定为１，那么，物价上涨的增量比即为０．３３，收入与物价二者增长是１∶０．３３。扣除物价因素，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实际提高了１３０％，平均每年增长６．１％。
就是说，物价虽涨，但收入在增，实际生活水平还在提高的。
波动是必然现象
承认经济运行中物价波动的必然性和积极意义，并不等于承认它可以任意上涨。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与物价上涨幅度成正比关系，但在运行中，两条线并非完全重合在一起始终并行不分的。
北京市物价局考察二者关系发现，在每一个增长周期开始以后，随着经济增长加快，物价上涨水平也不断增高。当经济增长率达到高点后，物价水平继续上涨；而当经济增长率开始回落到最低点时，物价水平却上涨到最高点。
这就是说，物价上涨有时也与经济发展速度呈反向进行。什么情况下呢？在经济发展过快以后，速度不得不降低时，物价上涨幅度却降不下来，这就要发生通货膨胀。显然不是好事。
他们举出几个比例说明。１９８５年北京市经济增长率为８．６％，比上年的１７．６％下跌了９个百分点，而同年的物价指数却上涨了１８．６％。二者为１∶２．０５。１９８９年经济增长率４．４％，比上年回落８．４个百分点，物价指数却大幅度上升为１８．５％。二者之比是１∶３．９。
这提出一个问题：经济增长与物价上涨成正比的关系中，还要注意到另一种关系，即二者的增长幅度应当控制在什么比例上，才不至于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有三种分析方法。
一种是把１４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作为１，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９２年经济增长与物价上涨之比为１∶０．９５。
第二种，拿二者１４年的年平均增长率比较，即拿１４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递增率９．１％，与物价年平均上涨率７．７％比较，为１∶０．８５。
经济学家张卓元认为，全国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的增量比，为１∶０．６，这是比较合适的比例。
三种计算虽然选择不同，但都反映了一个规律，经济增长与物价上涨的比率不应悬殊。北京市物价局综合几种分析，从全市１４年的实际发展看，认为，北京市对二者的增量比例调控在１∶０．９较为理想，最好不超过１∶１．５。否则，物价上涨幅度太高，经济运行中各方面的关系就难以协调。
这些情况告诉我们，好事也有极限。对此，市场与价格研究所副所长陈德尊的看法是，经济发展到今天，不让物价上涨，显然已不可能。如果强制不上涨，经济增长会掉下来，也可能经济增长掉下来而物价仍然上涨。保持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又不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是现实的选择。经济发展速度适当超过物价上涨水平，可以保证大多数人承受得了这样的波动。
在价格面前，我们需要适度的波动，不需要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