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新世纪的辉煌——记北京大学跨世纪人才工程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迎接新世纪的辉煌
——记北京大学跨世纪人才工程
本报记者卢新宁毕全忠
“我们多次说过，我国的经济，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这样说，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九年前，邓小平关于人才问题的精辟论述，充分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而今，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一个声势浩大的跨世纪人才工程正在北京大学启动……
１９８７年，美国华盛顿。年仅２６岁的中国留学生陈章良发现并证明了调控植物胚胎发育的ＤＮＡ的存在及其功能，被誉为“植物分子生物学的里程碑”。美国能源部和农业部向他提供可观的研究经费，希望他能留在美国，但这年的８月，陈章良却出现在燕园，不久，北大建成中国第一个植物基因工程国家级重点实验室，１９９３年，又筹建了“中国生物城”。
还是在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人口研究所攻读博士后的中国留学生曾毅，首创适用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家庭状态生命表”，突破西方学者建立的“核心家庭模型”的局限，赢得了国际人口学界的高度评价，被命名为“曾毅方法”。许多国际机构邀他任职，但曾毅却回到中国，成为北大人口研究所副所长。
１９９３年，日本。师从现代光电化学创始人藤岛昭的中国学生刘忠范，将光学存贮技术提高到当今世界最高水平，并成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日本国立分子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同年６月，３１岁的刘宗范却中断了与该所的５年合同，带着价值２５万美元的实验设备，来到北大。
…………
自８０年代末至９０年代初，从英国的爱丁堡、美国的哈佛、日本的东京、德国的哥廷根，从世界各地，一批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引人注目的中国青年学者相继回国，汇集在同一个地方：北京大学。
与此同时，在国内，在燕园这块沃土上，北大自己培养出了新中国最年轻的女教授来鲁华，并涌现出一批立足国内、面向世界的学术新锐。
有着悠久历史的北京大学，正在补充一批高水平的年轻教师，他们为北大的兴盛，为下世纪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
本世纪初，蔡元培先生以宏大的气魄广聘名师，奠定了北大近百年学术文化优势的基石。而今，新世纪的脚步已经迫近，北大也面临着一个重要的关头……
曾经有位教育家说过：“大学，乃大师之学。先有大师，然后有大学。”纵观北大近百年历史，其辉煌鼎盛之时，也正是人才荟萃之际。
１９１７年，苦难的中国尚在现代与传统的边缘徘徊。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首先致力于整饬教师阵容，他广聘当时知名学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马寅初、杨昌济、刘师培、辜鸿铭、章士钊、沈尹默、钱玄同、梁漱溟、鲁迅、李四光等到北大任教，平均年龄只有３０多岁，其阵容之强大，令其时有志于学者景仰思慕，心向往之。３０年代以后，北大又陆续延聘汤用彤、丁文江、曾昭抡、朱光潜、季羡林等任教。正因大师云集，方使北大地位日高，并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执中国学术文化之牛耳。
新中国成立后，１９５２年，人民政府对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北大又借此增加了一大批全国最知名的学者：清华的陈岱孙、周培源、冯友兰、张岱年、周一良、杨周瀚、吴组缃、王瑶、李赋宁等；燕京大学的翦伯赞、侯仁之、林庚、褚圣麟、张滂；中山大学的王力；浙江大学的胡济明……尽管到目前为止，教育界对当年院系调整尚有不同看法，但客观地讲，北大教师队伍由此得益匪浅，此后又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出类拔萃的人才，使这所大学一直跻身世界著名学府之列。
历史进入了２０世纪末，中国也走到了改革开放的最关键年头。面对经济建设和科学发展的需要，北大这所以文理基础学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也开始设置新的应用学科、技术学科、新兴工程技术和边缘交叉学科；文科方面新增专业超过文科全部专业的１／３，而一些原有的基础学科专业和研究机构随着形势发展产生了新的方向。这一切都对师资力量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
然而，近年来，北大相继失去了一批学贯中西、德高望重的大师级学者：王力、朱光潜、冯友兰、洪谦、杨周瀚、王瑶、朱德熙、王竹溪、林超、周培源、吴组缃、江泽涵……
应该说，北大此时仍然有支阵容强大的教师队伍，在３０００名教师中，拥有３０位中科院院士、３４０位博士生导师、７３０位教授，高级职称在北大教师中占６０％以上，是目前我国高层次人才最密集的学术单位之一。但是，在人才优势的背后，却隐含着几个沉重的数字：北大３／４的硕士专业需要在１０年内补充新的学术骨干和学术带头人；拥有高级职称的教师，到１９９４年底，将有４８％的人退出一线，到１９９８年，即北大建校１００年之际，将有８０％的教师到了离退休的年龄；现有的博士导师，一半以上在２０００年已不能在第一线工作，至少需要补充２００名以上新的博士导师。
对于北大这样一所大学来说，没有一流的学术人才，就可能丧失学术界排头兵地位，就无法担当发展国家科技文化的重任。北京大学领导和一批老学者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培育薪火相传的接力者，更须扶植后来居上的新生力量。
北大开始了培育扶植跨世纪人才的行动。
未雨绸缪，北大开始为新世纪谋。三代知识分子，一个共同的心愿：对科学、祖国、时代的忠诚
北京大学以引进、培养中青年人才为己任，仅近５年来，就从中青年教师中，晋升教授、副教授多达１９０多人，仅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就破格提拔１０３人，其中教授５６人；在新增的１０７位博士导师中，１９５０年后出生的有８人。
——继承兼容并包的传统，打破门户之见，提倡“五湖四海”。近５年来，破格晋升为教授、副教授的中青年学术骨干半数以上来自外校。正是由于广纳英才，方使北大不仅加强了一些原有学科的实力，而且增添了新方向，形成了新优势。学术之水生生不已。
——唯才是举，“土”“洋”博士一视同仁，苦心培养选拔校内的学术新秀，重之使之进，扶之使之壮。良好的学术研究环境使大批青年学者脱颖而出。
——不拘一格，不囿于资历辈分。１９８９年，破例提拔２８岁的陈章良为生物系教授，这是新时期最年轻的教授。此事不仅在北大而且在全国高等教育战线引起极大的反响。某刊物称：“不仅使被年龄的封盖压在最低层的青年知识分子看到了曙光，而且也给各级人才管理部门提供了思维的新支点。”
——对青年教师给以充分的信任，将教学科研的重任或校系领导的重责加在青年一代身上，以青春之锐气绘北大之新颜。于是一批年轻的教授被推到台前：陈章良，３１岁，生命科学院院长；涂平，３３岁，人口所副所长；闵维方，４３岁，高教所所长；刘伟，３６岁，经济学院副院长；方竞，３８岁，力学系副主任；严纯华，３２岁，化学系“稀土材料化学及应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尽其所能，努力使年轻一代“有用武之地，无后顾之忧”。１９９２年学校推出了造就中青年学术骨干的八大措施：提高工资待遇，给教授以下取得博士学位的教师适当的津贴；在评授政府特殊津贴中，单独分出名额给青年骨干，对青年学术带头人、重要科研项目主持人给予特殊的学术津贴；设立“北京大学青年科研基金”，设立青年出版基金；继续实行青年教师破格晋升高级职务不占本单位名额的办法；在国家基建拨款外，专门筹款（哪怕借贷）盖一栋一居室及两居室的住宅楼，专门分给来校工作的青年学术骨干……
１９９３年，北大设立了人才开发办公室，接着拨款１００万元，设立“北大跨世纪中青年优秀人才培养基金”。时隔不久，北大方正集团出资１００万元为青年教师设立“２１世纪人才奖励基金”。１９９４年３月，正式推出“跨世纪学术骨干培养工程”，开始做更具体深入的工作。
与此同时，一批老学者也实现着对科学的第二种忠诚。
生物系教授潘乃燧赴美进修时遇到了陈章良，便多次致信北大举荐陈章良，并力劝他回国后到北大工作。数学系的文兰在跟随著名数学家廖山涛从事“微分动力系统”研究时，取得了很大突破，廖先生认为超过了自己，主动退下来。闵维方从国外到北大高教研究所后，当时的所长汪永铨有意识地带他参加国内各种会议，推荐他在一些学术机构任职，增加其声望，最后又主动让贤。同样，在人口所，张诚元教授也将所长之职交付后进……
陈来至今难忘冯友兰先生辞世时的情景，先生以９３高龄于弥留之际奋力对守候身边的弟子说：“中国哲学要大放光彩。”
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高尚的人格操守以及对科学与祖国的无限深情，构成老一辈学者的精神情操，潜移默化地渗透到燕园一代代学子的灵魂中。
在今天的北大有这样三代知识分子：一代是出生于本世纪初的老一辈学者，学贯中西，成就卓著，但已年至耄耋；一代是文革前培养的知识分子，数十年来苦苦支撑着教学科研之重任，但到世纪末也将进入退休年龄；一代是现在的这批年轻学者。他们的少年时代赶上了动荡岁月的尾声，经受了与文化擦肩而过的痛苦，却也增加了生活历练，锻炼了意志品德，又遇上改革开放的好形势。时代为他们创造了前辈学者无法想象的良好环境，也使跨世纪的重任义不容辞地落在了他们的身上。
在北京大学群星灿烂的学者中，出现了一个年轻的群落，他们上承长者之精深博大，下开青年俊才之锐气清新，以少壮之身立煌煌成就，使我国许多学科处于国际一流水平
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２８日，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一个隆重的授奖仪式正在进行。当有“青年诺贝尔奖”之称的“贾鲁德侯赛因青年科学家奖”证书颁发到中国学者陈章良手中时，在场的一位外国学者竟脱口而出：“中国人居然得到这个奖，见鬼了。”年轻的陈章良不动声色地答道：“为什么不能呢？”
从年轻的来鲁华深入生物工程的新兴研究领域“蛋白质结构预测和分子设计”，并获得突破性进展，到３２岁的城环系教授扬开忠与其同事，成功地举办首届发展中国家区域科学国际会议，使世界区域科学之父、美国科学院院士沃尔德·艾萨德教授大为赞叹；从曾毅所在的北大人口所被命名为“世界卫生组织生育健康与人口科学合作的研究中心”（这在中国是第一家，在其它国也很少），到高教所的闵维方被聘为世界银行中国贫困省教育发展项目专家组组长，并担任世界银行东欧、南亚地区高教投资顾问，成为担此职责的第一个中国人，我们可以看到，与上两代知识分子不同，这一代人从一开始就得以置身于世界科技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中，因而有广阔的学术视野，锐意创新的精神，再加之立足于本国的实际，使他们能敏锐地捕捉国际学术发展的最新动态，得心应手地运用最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为中国走向世界，也为丰富世界文化宝库作出贡献。
北大数学系，在数学及其应用的很多主流方向上都作出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工作。年轻学者中，张继平，在“有限群的模表示”这一重要数学理论核心问题之一的研究中，取得多项成果，引起国际群论研究界的轰动；王诗成，在低维拓扑学研究中获得国际瞩目成绩，１９９０年，国际数学大会的综合报告上，特别提到他所做的贡献；文兰，在动力系统研究中引起国际强烈反响；彭立中被誉为国际上“仿交换子领域的领头专家”……
化学系的刘忠范在智能材料研究上保持着该学科领域的制高点。赵新生在激光化学、严纯华在稀土材料化学及应用、周其凤在液晶高分子取代基效应领域的研究均居国际领先地位。计算机研究所肖建国主持的报纸组版系统的研究，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中文大屏幕整页组版系统，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郑民主持研制出新一代多窗口集成组版系统，被誉为“倡导了我国印刷业的一次新革命”。
英语系，３３岁的申丹教授在文学文体学研究上屡有突破，甚至直接向当今美国文艺理论界权威和国际翻译界权威的观点提出挑战，被国际著名学者希利斯·米勒称为“具有杰出才能和非凡洞察力”“极为突出的教师、学者和批评家”。
历史系，北大文科三大支柱学科之一。３４岁的荣新江教授在被称为“吾国学术之伤心史”——敦煌学研究的某些方面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在中古史这一领域，到２１世纪初北大可望出现十多位国际一流学者。世界史方面，高毅、朱孝远等九位青年学者，打破旧世界通史过于偏重于政治斗争史的局限，正进行改写《世界通史》的尝试，人称“历史系的青年近卫军”。哲学系教授陈来关于朱子学说的独到研究被称为“划时代之作”、“大陆中国哲学研究的典范”。他应邀前往哈佛、哥伦比亚大学用英语讲授宋明理学，反响热烈……
此时，北大跨世纪人才的成长已不再只是世纪之交人才断层的弥补，而已成为中国科学文化越过２０世纪旷野，重新汇入世界科技文化发展主潮的标志，东西方文化因为他们的努力在两个世纪的交接中撞击出耀眼的光芒。
住房、经费、种种微观结构上的欠缺，形成环环解不开的链条，使跨世纪人才工程举步维艰
然而这还仅仅是个开始。当人们为北大青年学者的成长感到欢欣鼓舞之时，这项跨世纪人才工程却正举步维艰。
１９９４年春，记者采访北大校长吴树青问及“影响北大跨世纪人才培养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时，吴校长回答：住房、经费。
在此后的数天采访中，记者向２０多个北大有关领导、中青年学者问同一个问题，得到的是同一个回答：住房、经费。
北大现有近７０００名教职工，办公用房拥挤，对于许多教师而言，住房不仅是生存条件，也是工作条件。但高校住房紧张已是众所周知，北大住房困难更甚。近半年来，北大人才办又收到一批学有所长的年轻学者希望到北大工作的申请，然而仅仅因为住房，学校无法接受他们。近３年北大已盖了几百套住宅，但仍难缓解教师的住房困难。住房问题已被北大校方称为“解不开的链条”，对此，每年只有６０００万经费的北大确实无能为力，而更多刚露头角的年轻教师亟需起动经费。捉襟见肘的现状使北大跨世纪人才工程的实施遇到很大障碍，解决这些障碍的关键在于种种体制的变革，在于人们的观念的转变。
据统计，到下世纪初，北大至少还需要再培养１５０名学术带头人，中国高等院校９０％的博士导师亦亟需后继新人，全国各行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人才断层。方兴未艾的北大跨世纪人才工程已经给予我们启示和希望，如何为培养跨世纪人才开创坦途，挖掘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已成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当务之急。“在教育和人才问题上，需要长远的战略眼光。”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睿智话语又回响在我们的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