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海凝望赤子情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化)
专栏：《海外学者论中国》序

隔海凝望赤子情
张劲夫
《海外学者论中国》编讫付梓之际，总觉得有些话不能不说，既是对读者，也是对为本书提供文稿的诸位海外学者。
由于工作关系，近１０多年来，我有幸认识了许多著名的海外学者，并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虽然后来我退休了，但他们每次回国，只要有机会，总相约见面，谈工作，谈生活，谈改革开放，谈祖国和人类的未来。我已是八旬老人，所谓“老骥伏枥”，自问还能学习新思想，接受新事物，跟上社会和时代前进的脚步，不为老朽者，原因之一，不能不归于同这些著名的海外学者保持着比较密切的思想上的联系。
这些海外学者中间，有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获得诺贝尔奖的和具有很高国际声誉的其他奖项的世界级大师，有在各个领域取得卓越成就的杰出专家，有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具有独到见解的专家、教授。他们都是站在各自学科领域最前沿的人，从学科的角度看，我认为他们的思想是当代前沿的先进思想。这些先进的思想，是人类最可贵的精神财富。研究和汲取海外学者的思想成果，无疑会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这也为改革开放１０多年的事实所证明。对于我来说，在同这些著名的海外学者的交往中，除敬仰、钦佩他们高深的学术造诣和创新精神外，尤其令我感动、对我影响至深的，是他们作为海外游子，对祖国无比眷恋、无限热爱，希望祖国日见繁荣昌盛并为之执著追求的赤子之心。他们以其亲自体验，融会中外文化二者之长，从历史规律和思想逻辑上，预见２１世纪祖国未来的光明前景，使我振奋不已。
中国是古而又新的国家，《诗经》上有句诗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新命是近代中国突出的特点。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有热爱祖国，“以天下为己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优良传统。屈原、陆游等先哲的爱国诗词，一向被中国的知识分子所称道。晚清以降，列强侵凌，国势日衰，有不少中国人或出于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或出于学习前沿的学术思想，或出于躲避政治迫害和战乱，或出于生活贫困等原因，背井离乡，远走他国，其中一些人发愤读书，刻苦治学，成为世界学子中的佼佼者。虽然他们在海外定居的原因不尽相同，在海外生活的岁月或长或短，但他们胸腔中都跳动着一颗炽热的“中国心”，也就是“身居海外，心恋中华”的赤诚之心是相同的。古代的中华，视黄河为祖国母亲的象征。近代的中华，视长江为祖国母亲的象征。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将在２１世纪中叶，实现富裕、民主、文明的现代化中国的宏伟目标，其间虽可能遇到某些困难或挫折，但祖国的人民一往无前，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这一趋势，正如：江河之水势激流，日夜奔腾哪肯休，纵有关山拦去路，不到东海不回头。许多海外学者对振兴中华的前景，具有热望和信心，我从国内工作的经历，是很赞同并敬佩这一看法的。
如果说在旧中国，知识分子是叹国事之多艰、哀生民之不幸，愤然出国求学是为强国寻一出路，在海外又备尝寄人篱下、颠沛流离之苦。那末，当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之后，海外学者则以有一个强大独立的祖国为骄傲、为光荣、为依靠，而同国人一起感到扬眉吐气。尤其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方针以来，海外学者更以祖国找到一条通往繁荣富强的道路而感到欢欣鼓舞，以祖国在世界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心驰神往。收集在本书中十几位海外学者的几十篇文章，多是这一时期海外学者就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论述和建议，字里行间，学者们同祖国人民一起同呼吸、共命运，积极支持改革、开放，促进四化建设的心情跃然纸上，令人十分感动。其中有不少意见和建议，已被国内有关方面采纳，对四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海外学者的爱国、报国心情，同许多海外爱国同胞一样，但其方式又各具特点。惟其是学者，他们报效祖国的方式，不同于经济巨子的资金、设备，而是自己研究一生的学问，是自己智慧的结晶。他们的爱国热情是激越的、澎湃的，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却是科学的、理性的、客观的。他们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都是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是从各自研究的学科的角度，以科学的态度，从人类社会的大视角，汲取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结合国内实际情况进行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研究中国问题时，他们殚思竭虑，只要是有用的理论、模式、方法，他们都予以引用。这既体现了作为一名学者在研究问题时的科学态度，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不应拘于一种固定不变的模式。
海外学者论中国，立题、观点、方法鲜活多样，反映了改革开放的中国生动活泼和日新月异，也反映了对同一问题的研究，从不同侧面去看，可以互补的优越性。一些海外学者，他们看问题的角度、视野，有些地方明显地与国内一般人不同，他们的论点或使人耳目一新，或使人感到颇受启发。比如，本书中海外学者关于世界商业中心东移的论点，生产要素要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论述，就很透辟地阐述了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关于对德国统一的教训，从一个侧面反证了中国实行“一国两制”战略决策的伟大英明。
海外学者论中国，当然不是也不应是只说我们的好话。“爱之愈深，责之愈切”。对我国在发展前进中出现的问题，对如何根治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给中国社会的痼疾，学者们在研究具体的问题时都能有的放矢，予以针砭。不论是指出我们存在的问题，还是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我国的发展和改革都是有益的。
我以为，海外学者在论中国时的文风也是值得学习借鉴的。极少教条，极少教训人的口吻，即使是比较专门的学问，也极少艰涩的叙述，不摆学者架子，使人感到亲切，尽可能让人一看就懂，在深入浅出上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由于资料有限，此次收集到的海外学者论中国的文章内容不够全面，未及收集到的海外学者的重要论述甚多。已收集到的海外学者的文章，也只限于所知的一部分，也可能不是他们著作中最精要的；同时限于篇幅，对已收集到的学者文稿，也不可能尽数辑录。所有上述遗珠之憾，只好待之今后来弥补了。专题编辑出版海外学者论中国的文集，在我还是一个尝试。如果这次《海外学者论中国》的出版，能于读者有所助益，能于国家的改革、开放有所促进，同时能引起更多的海外学者的关注，我内心将感到慰藉，愿以暮年之躯，继续把这项工作做好，为国内读者介绍海外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著述尽绵薄之力。
本书所辑海外学者论中国的文章，为保持原作面貌，除个别字句外，一律尊重海外学者的原文不加修改。
本书集中了诸家的观点，不尽一致，也有编者认为尚可商榷之处，这些都不一一指出了。有些提法与在我国内出版物上所习见者有差别，这都希望读者在阅读时予以注意。
最后，谨向陈省身、杨振宁、李政道、潘毓刚、田长霖、薛君度、程杭生、李天和、谢定裕、吴京生、钱致榕、聂华桐、王念祖、汪康懋、宋宝彝、丁大卫、喻钟烈各位先生致以诚挚的谢意。华夏出版社同志对出版此书予以热情支持，华夏出版社总编辑王智钧同志亲任责任编辑，王迺、王桂五、武永兴、俞家英同志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做了许多工作，谨此一并致谢。　　　　１９９４年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