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和光荣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化)
专栏：《回首黄土地》漫笔

　　苦难和光荣
李泓冰
说实在的，翻开沈阳出版社的这本新书时，我是有些漫不经心的。可是，我却不期然地被一排密集的情感子弹击中了，傻了。
这是一本北京知青延安插队纪实。读了大约一半的时候，竟不敢再看了，受不了那种太厚太重的恓惶——曾经鲜活生嫩的青春在粗砺的西北风中变糙了，从花朵儿变做了齐齐的土坯，砌在早已过去的知青时代，砌在延安的窑洞……知青的历史，不只属于他们自己，也属于整个中国。
……一大群孩子从城市迁移到乡村，几十年以后，不仅仅是这群长大的孩子，城市和乡村都依然记得这场惊心动魄的迁移，他们的故事已经种在了泥土里，一下雨就会发芽，就像是雨天前总会发作的老关节痛。
这本书的个性源于它所记叙的黄土高原。那是一块对于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都有着特殊意义的土地——黄河拥着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浊重地流经那里；而延安，更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因而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历史感、使命感触目可见。编者们在序言中告诉读者：
“那是一段苦难和光荣的故事。
苦难记下的是悲欢离合，
光荣留下的是苦辣辛酸。”
走向延安的这一批知识青年，灵魂深处救国救民的执著绝不亚于他们的前辈，因而他们的走入乡间，多半已经带着一种朦胧的内省和自觉意识。裹挟在上山下乡的潮流中，固然身不由己，但了解中国必先了解农民的信念，使他们在苦难之中，要倔强地体现光荣。如他们自己所言，他们看到了中国，明白了中国；他们的一生都将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魂魄相通。这份“相连”与“相通”要比他们历经的苦难更为感人，更为永恒，也是他们更加珍惜的。
其实，又岂止是知青难忘那黄土地，那片黄土地也难忘这群首都来的后生。书中《伤逝》的作者晓明写道：“一位老汉对我说，他活了一辈子，有两件事对他印象最深，一件是‘闹红’（指红军在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一件是北京知青来插队。”《闹秧歌》的作者王克明也写道：“几次回我们余家沟，乡亲们都说，自你们走后，过年满没意思，再没闹过秧歌。我说，自回北京后，过年满没意思，再没秧歌可闹。”
想一想，出过秦始皇、“闹过红”、还在受穷的老根据地，与城市里走出的新一代革命青年，在那样一个看去壮怀激烈的年代融合到了一起，他们相互之间的深刻影响，恐怕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也是意味深长的。对于这份深刻影响的忠实笔录，本书的历史价值恐怕要再过很多年，才会更为醒目；而这份影响的历久弥深，相信即使再过几十年，仍会让人怦然心动！
知青们的笔颤悠悠地写下他们魂牵梦萦的仍在黄土地上劳作的“受苦人”，写下当年的自己，更写下永远埋在那里的年轻同伴，还写了仍然留在那里的昔日同伴。他们的笔触也一直延伸到了今天，我们看到，乡亲们如何端着红枣、白馍蜂拥来看一别十余载的“北京娃儿”；我们看到，依照英年早逝的李秋雨临终嘱托，他的遗孀和插友们把他的遗体安葬在陕北的双峰山上；我们看到，当年王大力在为乡亲治病途中失足坠崖身亡，他的妹妹故地重游，却悲恸地发现，由于迷信，大力的坟被当地人移往荒野；我们看到，乡亲们轮流值夜，为了保护长眠在那里的一对知青姊妹的遗骨不被企图“结阴亲”的家伙劫走……这就是那片土地，黄色的背景中有红色的激情与依恋，也有着黑色的愚昧与贫穷。
曾经的惊心动魄在平静的叙述中淡出，却深深地切入了读者心中最圣洁最柔软的一隅。
我在不住地惊叹，那么多早已“圪蹴”在各行各业的昔日知青们，写下来的东西却不亚于专业作家水平。“陈赖赖死下了。展溜溜价（平展展地）死下了。后半晌打歇，米如怀老汉圪蹴（蹲）在土峁子上，款款地把烟锅里的火磕在鞋窠时，入给李正华老汉，宣传了这个消息。”（王新华《野草》）“为民娘站在垴畔上，呆板的脸上有些水或者泪。她什么也没盼来，什么也没等来，她活着，仍然还是她。她永远无法，也永远不能讨到像她男人的那种体面。”（顾君德《为民娘》）这类质朴而又讲究的句子在全书中俯拾即是。有好些篇章完全可以当做极出色的小说来读。
全书的每一篇章之首，都有一句切题的信天游。信手翻开一页，白纸的天头上两行纤细的歌翩然飞出：“芦花子公鸡窗台卧，我受艰难对谁说！”
仿佛书中过于沉重的感情信息透过这歌谣喷薄而出，我禁不住泪眼迷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