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飞在天——《汉语大词典》编纂前前后后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龙飞在天
——《汉语大词典》编纂前前后后
本报记者李泓冰
就在中国挣脱“文化大革命”的锁链，在风起云涌的改革浪潮中大踏步地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同时，南方五省一市，有一千余双文弱的手默默地在这１８年中砌出了一道漫长的中国语词之墙——收词３７．５万条，约５０００万字的１３卷本（包括《附录·索引》１卷）的《汉语大词典》。到４月１２日《附录·索引》卷面世，这个中国辞书事业史上的壮举、完全由中国人编纂的反映汉民族语言词汇发展演变全貌的空前巨构终于落成了！
传说黄帝的史官仓颉上观日月星辰，下看山川鸟兽，初创了中国的象形文字，字一造出，天哭了，似是恐惧掌握文字之后的龙的传人将以其智慧向天公挑战。今天，一群质朴的知识分子砌出语词的长城，又一次显示了“中国智慧”的辉煌。
难道堂堂中华仅仅只有一部《新华字典》？——周总理深憾于“小国送大书，大国送小书”
“古今言殊，四方谈异”，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华夏大地上，回荡着历朝历代听来迥异的朝野之声及各路方言。为了细心缀补好语言这条不可替代的民族谱系表，许多聪慧的人们为之献身，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开始编辞典的国家，出现过传为周公所撰、又由晋代郭璞等注的汉字训诂之作《尔雅》、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乃至清代的《佩文韵府》、《康熙字典》等。
可是，这条文明的链条在现代中国却曾几度面临脱节之危。这时候，历史远不如华夏古老的其他民族，却在紧张而又骄傲地整理着他们的语言文字。
从１９世纪末开始，英、德、俄、日先后耗时半个世纪乃至百年，编出了自己民族的语词大典：《牛津英语大词典》、《德语词典》、《现代俄罗斯标准词典》、《大汉和词典》……这几乎是一条规律，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上现代化之路，相应地便会出现一部反映本民族语文面貌的大型辞书。
１９２８年，在黎锦熙、赵元任等语言学家的奔走努力下，《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成立，计划以２０年时间编成。黎锦熙先生剀切陈辞：“不能不给四千年来的语言文字和它所表现的一切文化学术等等结算一个详密的总帐，以资保障而便因革，则具体化的工作，惟在辞典，惟在‘大辞典’！”黎先生激情洋溢地长啸：“龙飞了！”
让黎锦熙先生抱憾终天的是，龙还没有到飞的时候。日寇的枪炮击碎了学者们的希望，资料散失殆尽。
难道中国就出不了一本完全由中国人自己编纂的、以第一手资料辑成的大词典吗？
历史忘不了让炎黄子孙刺心锥目的一幕：周恩来总理会见摩纳哥公国使节，接受了他们奉赠的一部大型辞书；作为回礼，周总理所能拿出的却只有小小的《新华字典》！——小国送大书，大国送小书。这难道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的形象吗？这难道是世界使用人口最多的汉民族语言应有的地位吗？太强的反差使得中国的学者们念念不忘这个小故事，周总理当然也不会忘。因而在他病重之时，他还勉力支撑着在病榻上为《汉语大词典》的筹备作了批示。
１９７５年，在依然浓重的“文革”阴影里，周总理重病在身。邓小平出来主持中央工作后，想把仍在中国各地城乡进行严酷的体力劳动的知识分子请回书斋。在这样的氛围中，５月２３日，在广州召开了词典规划座谈会，一项包括《汉语大词典》在内的词书规划制定出来，并得到了周总理的批准。９月，汉语大词典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当时国家出版局代局长陈翰伯担任了领导小组的组长。
一项中国史无前例的工作开始了。华夏民族的恢宏气魄与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组织能力得到充分体现，《汉语大词典》３４个编写组分布于上海、山东、江苏、浙江、安徽、福建五省一市。
龙在语词长城的最初腾飞时，身上仍带着挣脱不掉的锁链
１９７６年３月，南京。中华书局下放到梅山炼铁厂的傅元恺先生，正在搅拌着沥青、水泥、经过粉碎的耐火砖，做高炉封口所需的炮泥——这是炼铁厂最苦的活计，他已经干了７年了。不意一纸公函将他召回上海。
经过一番周折，他来到了汉语大词典编辑处资料组，从此与《汉语大词典》结下不解之缘。走进这个资料组里，傅老碰到好几张熟面孔，差不多都是刚刚“解放”的知名“反动权威”：赵超构、徐铸成、陈渝荪、杨纪珂、束纫秋、曾彦修……终于又光明正大地翻开久违的古代典籍，从中摘录语词，搜集书证，为这部多少学人梦寐以求的巨构铺路。他们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更有着回归的兴奋。
但是，仍未结束的“文革”是不容他们彻底兴奋的。“一把辛酸泪”的背后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满纸荒唐言”。龙在语词长城的最初飞腾时，身上仍带着挣脱不掉的锁链。
荒唐时代终于到了彻底结束的一天。对于《汉语大词典》来说，结束的标志便是１９７９年６月罗竹风先生走上了主编的位置，并且组成了编委会。罗先生是曾因“杂家”之说，备受姚文元攻讦的资深语言学家，同时又有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
罗竹风走马上任伊始，便把以吕叔湘先生为首的１４位当初没能介入辞典工作的语言学者，郑重请上学术顾问委员会的宝座，以确保学术水平。
在稳定队伍上，拥有各级领导、“地方大员”的工作领导小组（后称工作委员会）充分发挥了效力，解决了一系列现实问题。
俗话说：“寸步难行”，《汉语大词典》却幽默地来了个“寸”部先行。
东山会议讨论了浙江编写的第一个初稿本“寸”字部。对照了《大汉和词典》与《中文大辞典》之后，大家信心大增：我们完全可以搞得比前人更好！
１９９２年底，《汉语大词典》１２卷正文出齐。
在《汉语大词典》的署名页上，一个个黑框犹如一双双含着期待与遗憾的眼睛，注视着仍在为他们未竟事业奔忙的人们
一位曾经为辞书事业殚精竭虑的西方学者沉痛地说：“十恶不赦的罪犯，不应该判处决，也不应判强制劳动，而应判去编词典，因为这项工作包括了一切折磨人的痛苦。”
说到编纂工作的繁重和繁琐，从集卡的劳动量即可见一斑。为了保证大词典的高质量，十多年来，编纂者和资料人员从古今一万多种图书中选词制卡达８００万张卡片，从中精选出２００万张作为第一手资料，其功夫之深，资料之翔实，为任何汉语词典所未见！它的收词范围包括古今词语、熟语、成语、典故，以及古今著作中进入一般语词范围的较常见的百科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是汉民族所使用过的语文词汇统统都收录在内。
对于这样一部将要代表民族尊严的大书，参与者不敢懈怠，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已逾古稀的傅元恺先生一身素洁的中山装，还像编书时那样戴着蓝套袖，透着一缕淡淡的儒雅。他读过这部５０００万字大书中几乎一半的校样。回忆中的傅先生使人感到有一种梦境般的透明，他喃喃道：“１８年，无休无止，无休无止……就是想这部书一定要做下去，要编出来。说起来很琐碎很平凡……现在是苦海无边，终达彼岸，死而无憾了。”
阮锦荣，汉大出版社社长，瘦得撑不起他那身旧西服，有“拚命三郎”之称。他和他的前任王涛一样，有以社为家之癖。因病不得不摘除一个肾脏，出院后竟一天都不休息，揣着导尿管出现在会场。还有那些遍布北京及五省一市的《汉大》人，每个人在这１８年中都不停地挤出自己的血和汗——
陈翰伯，在“青黄不接”的黄山会议期间，他在焦虑之中走上会议讲台，说着说着突然昏倒，从此半身不遂，再也不能四处奔走。但直到临终，他依然念念不忘《汉语大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的副总编薛正兴，是第１０卷的分卷主编。他整整一年半的时间都是忍着眼病的折磨，凌晨一二点钟才睡，一字一字地校完了４００多万字。可是他的眼睛却已经近乎失明……
在采访中，他们没有一个人有居功自傲的感觉。就仿佛他们天生就被充军到了这座记忆汉民族文化血脉的语词之城，非此不足以遣此生。他们心甘情愿地拥抱寂寞，远离尘嚣……
还有想方设法力保《汉语大词典》如期出版的上海中华印刷厂、浙江龙游造纸厂……
《汉语大词典》，是一座集体的丰碑！　翻开《汉语大词典》扉页，一个个被黑框框住的名字格外刺目。光是工作委员会主任就换了三届：陈翰伯、边春光已先后逝去。顾问委员会的１４位委员、编委会的８个副主编竟然各殁了一半。据说，约有一百余人在这场持久战中“出师未捷身先死”，那一个个黑框像是一双双饱含遗憾与期待的眼睛。他们中每倒下一个人，就带走一处知识矿藏，也因而激励着后继者戮力前行。
如果从黎锦熙先生成立《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算起，这条中华语词巨龙的真正腾飞，用了整整６５年之久！
拒绝诱惑——守护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人们是可敬的
一条千人舞出的语词巨龙终于飞腾升空！
慧眼识“龙”的人自不在少数。
它的第一声长啸便引来海内外热切的注视：
美国一些中文报刊称之为：“世界上最出色的一部中文词典，于中华民族功德无量”；
杨振宁博士在海外看到第一卷时，惊叹道：“这是２０世纪中国的一件大事！”
１９８９年，台湾东华书局与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签订了合作出版《汉语大词典》繁体字本的协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之列为世界权威工具书之一；
祖国则将首届国家图书奖郑重颁予这套刚刚出齐的大词典……
有心的读者用自己的方式考察着《汉语大词典》。１９８９年，日本新天皇即位，改年号为“平成”，这是出自《史记·五帝本纪》“内平外成”及《书·大禹谟》“地平天成”两语。这个消息见报后，有人查阅了《汉语大词典》，发现仅在一、二两卷中，就收录了有关“平成”的６个条目：“平成”、“内平”、“地平”、“天成”、“天平地成”、“天成地平”，并引用书证１４条。而其他汉语词典，包括日本的《大汉和词典》，都仅收了“地平天成”这一条。有关学者不由叹服：“论《汉语大词典》的义项齐全，书证丰富，引书之多，是任何汉语词典所不及的。”
《汉语大词典》是一条蜿蜒于汉语词长城之上的巨龙，托举这条巨龙的人们拒绝来自各方面的诱惑，守护着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他们是一个自古而今悠长故事中数不清的角色中可敬的一群。
在我们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汉语大词典》的编纂者们和许多知识分子一起默默地构筑起一处独特的人文风景，将民族文化积累的重任担在他们瘦弱的肩头。
时代的使命是多种多样的，需要有人奋然开拓通向现代化之路，需要有人在改革中披荆斩棘，也需要有人将民族文化的血脉绵延下去，生生不息，以使我们的经济成就有坚实的文化依托，使现在的和后来的炎黄子孙有一片永不失落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