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精神的寻找——谈近年来的领袖传记文学创作 [复制链接]

第8版(文艺评论)
专栏：

　　时代精神的寻找
——谈近年来的领袖传记文学创作
吴秀明陈广录
对于现代的中国人来说，描写和反映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生平事迹的传记文学从来就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文学，它往往总是与伟大、崇高、忠诚、深厚等一类价值倾向联系在一起，甚至选材本身就别具一种非凡的意义，带有明显的精神指向。正因此，近年来特别是１９８８年以来，领袖传记文学的创作由于受现实社会思潮的催发而在短短的四、五年之间连续不断地产生了一批又一批颇具影响的作品：影视片如《开国大典》、《巍巍昆仑》、《周恩来》、《大决战》、《重庆谈判》、《开天辟地》、《百色起义》、《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书籍方面的如《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领袖泪》、《红墙内外》、《把握历史趋势的伟人》、《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毛泽东与斯大林》、《毛泽东、尼克松在１９７２》、《朱德与康克清》、《叶剑英在１９７６》、《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的父亲邓小平》等。细看这些作品，比起文学史上深孚众望的路德维希、莫洛亚、茨威格、罗曼·罗兰的佳构，包括斯诺的《西行漫记》、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虽然自觉不如，而且大多局囿于连缀式故事的汇编，对传主思想性格也缺乏深刻有力的把握；但是，与以前的纪怀散文以及带有明显摹拟外形特征的戏剧影视相比，毕竟不可同日而语，在真实性和艺术性方面前进了一大步。尤其是于思想意蕴上跳出了单纯为人物立传的窠臼，而努力从民族特别是从人民性的视角去掘发领袖身上与之对应的内在特质，借以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提供不竭的精神资源，则更见出我们当前的领袖传记文学作家是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层面来看待这一文学形式的。
一切源于人民，本于人民，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对于现阶段的中国和中国人民来说，这仍然是我们最宝贵、最需要的精神本原。可能是与这批５０岁上下传记作家的年龄结构和认知方式有关，当他们按照当代的视角描写领袖的历史和历史的领袖的时候，都自然而然地把艺术的聚光镜集中在领袖们身体力行的对人民利益无比忠诚和鞠躬尽瘁的牺牲精神上，并以此作为自己作品时代精神的理性基点，架起了沟通作者—领袖—读者（观众）之间能动对话的思想桥梁。翻读陈贵斌的《把握历史趋势的伟人》、刘杰诚的《毛泽东与斯大林》、陈敦德的《毛泽东、尼克松在１９７２》等作品，我们有谁不为毛泽东在关乎国家、民族、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危急关头所表现出来的真挚赤诚的人民性思想而动容；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当枪声响在耳畔，毛泽东首先想到的是群众的全部安全撤离，在枪林弹雨中穿过浮桥时，毛泽东说：“同志们先走”；当饥荒在新中国的大地上蔓延，出于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自己领导工作的内责，毛泽东含泪咽下了那又黑又硬的窝窝头；当中苏、中美会谈时，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更好更快地造福于人民，毛泽东顶住了国内外的各种压力，将革命原则与斗争策略有机地结合起来，富有魅力地倾倒和征服了国际社会的许多政治强手……这一桩桩、一件件的描写，朴实无华而又感人弥深，它从理性高度把领袖与人民之间的血肉真情作了深刻的揭示。是的，大波大澜的历史转折关头，往往是领袖人物巨人性格最显光彩的地方，也是我们对他们的崇高思想进行审美把握的理想契机。我们不是英雄（领袖）决定论者，但无产阶级从不排斥领袖人物的特殊历史作用。正如中国现代革命历史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这些伟人不能分离一样，如果我们有关领袖思想的描写完全背离重大的历史事件而一味堕入“好人好事”的模式，那同样是片面不足取的，难以有效地体现领袖形象身上所固有的“这一个”艺术特质。他们所处的特殊的政治地位，决定了他们一举手一投足往往都能对历史产生非常人所有的特殊影响。从历史的眼光来看，真正衡量领袖地位和贡献的，主要也就表现在这里。
当然，从宏观整体的大事件、大场面来描绘领袖人物，难度是很大的。这里既需要有史胆史识，亦需要“深入历史”，进行艰苦细致的史料搜集、甄别和取舍的工作。如《把握历史趋势的伟人》，从积累到成书，前后花费了２０多年，所写的笔记和卡片多达数百万字。《毛泽东与斯大林》一书的最后写成，历时也有数十年之久。它绝不是靠聪颖和才气所能奏效的。近年来，此类作品在文学中尚不多见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这也反映了我们当前领袖传记文学的创作还处在初创阶段。自然，我们这样讲并无将领袖传记文学与历史大事记混为一谈的意思。领袖传记文学毕竟是文学而不是历史。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转折关头固然最能显见革命领袖伟大的思想和非凡的性格，但历史的重大、重要并不等同于文学的重大、重要。作为形象生动、具体可感的艺术，领袖传记文学在展开大事件、大场面的同时，理应糅进许多血肉丰盈的生活细节。宏观的历史大框架与微观的生活细部的有机交融，才是领袖传记文学的最佳选择。也许正是在这里，领袖传记文学与历史学意义上的领袖大事记以及其它一般的传记文学严格地区别开来，而方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艺术世界：一个既来自历史又超越历史的独特的艺术世界。以此衡之，上述的《把握历史趋势的伟人》等有关作品，虽或尚存简单粗糙的缺点，但它们终究在历史宏阔图景中穿插和引进了不少生活化的内容，如毛泽东与杨开慧、贺子珍的婚恋，毛泽东与李敏、李讷特别是与岸英的父子（女）亲情，毛泽东与湖南父老乡亲的梓情念故，等等。这些具体入微的生活细节与他在大波大澜历史关头非凡思想行为互为交织，才较好地避免了艺术描写空洞、浮泛的弊病，使塑造的领袖形象显得丰富、生动。
《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领袖泪》、《红墙内外》等一批作品则是将领袖形象的人民性思想定位在一般的个人品德、情操、情感、行为的层面上；首先还原为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然后从人的基点上去透视，从平凡中寻找内在不平凡的爱民为民思想。这种情况在近年来的影视片尤其是文学著作中十分普遍，数量也颇为惊人。
有必要指出，在近年来的领袖传记文学创作上，虽然，有些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缺乏应有的升华提炼，手法也嫌呆板单一；但由于它们写的是领袖与人民之间的血肉挚情，并且用非常平民化的叙事视角——绝大多数以领袖身边工作人员的叙事视角甚至以他们作为“第一人称”的叙事形式和口吻来写，因此这就一下子缩短了广大读者、观众与之的心理和情感距离而同传主对象达成了对话交流。更何况，在这里它还有一个人们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党风民风滑坡、一切向钱看等腐败消极现象多有不满、渴望要求改变的问题；而且社会转型与转型社会所产生的心理迷惘和情感缺憾等，也促使读者（观众）在艺术接受和欣赏时格外感兴于领袖身上的人民性内涵。在当前的领袖传记文学作品中，人们为什么不约而同地特别钟情于毛泽东有关的“最高的要求是吃一碗红烧肉来补补脑子”，得知农民还在吃窝窝头时流泪，送岸英上朝鲜战场以及在闻讯爱子牺牲所说“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等描写？为什么不约而同地特别钟情于周恩来的身患重病而心系天下百姓，以及在震区灾民家里吃窝窝头、喝玉米粥，用窝窝头揩干净碗上的剩粥吃掉等描写，许多人还为此流下了热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些情节或细节，从形式到内容都充分平民化了，它在相当程度地抚慰和满足了广大读者、观众的现实思想情感，其所显示的意义已经涉及到当代中国人关怀的最深领域。由此可见，跟其它的历史题材文学一样，领袖传记文学的创作也是“古为今用”的产物。它在“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上，都无不受到现实时代精神的制约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