揆古察今的人们——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实验室散记 [复制链接]

第3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

　　揆古察今的人们
——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实验室散记
本报记者李泓冰
走进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实验室所在的那座小白楼，忽然有一种十分敬畏的感觉：在这里静静忙碌着的人们，正从事一项与古人智慧对话的工作。
就在４月１２日，这个室的一项出土铁器文物保护成果通过了鉴定。鉴定室内，专家们亲眼看到，原本是锈迹重重面容模糊的一个铁制佛头，经过处理后，慈眉善目又重见了天日。铁器文物保护一直是令中外专家困扰的课题，已有的种种方法都不能尽如人意，而且总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文物的外观，丧失一些文物本来具有的历史信息。因而这项成果所取得的进展，就让专家们喜笑颜开了。
这个成立于１９６０年的科研单位，尽管只有１３个人，但在国内文博系统中却是小有名气，这从他们那张长长的科研成果一览表上就能一目了然，记者随手摘下几项来：
有１９７７年获上海市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并达到国际同类研究水平的《热释光测定陶瓷器文物年代》；有１９８６年获得文化部文化科技成果一等奖的《东汉“水银沁”铜镜表面处理技术研究》；还有《溴甲烷熏蒸剂在文物保护上的应用及其废气治理》、《浸渗处理青铜器有害锈处理》、《３号中药气相防霉剂研制及其在书画保护上的应用》等等。
在这些太过庄重的科技名词的后面有着一股浓浓的人情味儿，那就是这批献身文物科研事业的人们沟通古今、悉心琢磨的执著热情。我国的文物科研和煌煌中华文物相比，还十分落后，人才缺乏、经费不足等实际困难，使得文物科研有一种形单影只的凄惶。但是上海的情形颇令人鼓舞，上海博物馆的领导眼光高人一筹，在有限的条件下舍得花钱，敢于用人，终于使这个在成立之初仅有两个人的实验室初具规模，成果连年不断。
当年周恩来总理视察上博时，谈到上海博物馆许多著名文物鉴定专家是国家宝贵财富，周总理还说，国外已能利用科技进行文物鉴定了。言者有意，听者当然更是有心。但是当时国内还在搞阶级斗争，这方面的科技资料当然无从获得，仅仅偶然从《参考消息》上发现德国有这方面技术，但也语焉不详。探索之艰辛是不言而喻的，课题负责人、同时也是实验室主任的王维达研究员提起当年仍是感慨万千。到了今天，他们不仅在用热释光技术鉴定陶瓷文物方面，是国内翘楚，而且还当之无愧地成为国内热释光领域的学术带头人。
实验室中的情形，对于外行来说，显得神秘而有趣——
这边池中泡着几根楚国的竹简，是马承源馆长从香港抢救回来的，原先上面还是出土时的模样，满是墓泥，经过清洗之后，打算做冷冻干燥处理。那边安放着与越王剑和吴王夫差矛相似的铜剑和铜矛，上边的菱形纹饰曾让中外研究人员伤足了脑筋：这显然不是嵌上去的，这种已失传的奇妙工艺是怎么回事呢？而今他们已经揭开了这里面的技术奥秘。一个不起眼的小瓶上贴着“玄锡”的标签，边上有几面铜镜，其亮度丝毫不亚于现在人们用的镜子，谭德睿研究员告诉记者，这几面铜镜就是用玄锡磨出来的。从唐人小说《古镜记》上我们知道，在唐代，挑着担子出入绣户寒门的磨镜工是一种专门职业，所用的磨镜粉（即玄锡）却久已失传。这种不用机械、无需电镀却能使铜镜表面光亮如斯的技术，一直让人觉得高深莫测，而今也终于让他们破译了。
难道人才流失、资金匮乏等困扰独独对上海网开一面？王维达主任说，上博的领导一直对科技十分重视，从科研、生活上对知识分子也尽可能地照顾，十分尊重他们的特长专业；研究人员的专业本来都与文物无关，但是中华文物那深厚的魅力很快就使他们欲罢不能，炎黄子孙的责任感把他们的一生与祖国文物的命运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不说老一代的科研人员，就是文革以后进入实验室的大学毕业生，也没有一个主动要求调走的。科研经费不足，他们就有意识地同社会上的科研力量协作，利用高校的科研力量和先进仪器，并将一些工业上的科学技术应用于文物保护，收到了事半功倍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