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学副刊

　　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
方纪
今年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５２周年，值此值得纪念的日子，我又想起了延安，想起了毛主席。
５０多年前我在延安时所见到的毛主席，既是一位非凡的领袖，令人肃然起敬；同时又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人，待人和蔼可亲。那时我们常常在延河边、在清凉山下、在杨家岭大礼堂里见到毛主席的身影。他有时独自漫步沉思，有时驻足与群众亲切交谈，他还经常出席各种集会，使我们感到，毛主席就在我们身边。
１９３９年，我曾在萧三同志身边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时他刚从苏联回来不久。萧三是毛主席青年时代的同窗好友，他曾给我谈起毛主席青少年时期的一些事情。当时萧三同志常去杨家岭毛主席的住处，我也曾替他到杨家岭送过信件。虽说未能直接与毛主席谈话，但常能见到他。
１９４２年５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当时我已调到“文抗”工作（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简称），那时“文抗”的性质与今日的作家协会差不多，许多名作家都聚集在那里，如丁玲、萧军、吴伯箫等等。由于有不少作家是从沦陷区或大后方来的，在创作思想和手法上与当时延安的那种气氛不大相吻合。文艺如何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如何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成为当时延安文艺界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我有幸参加了这次座谈会。记得当时接到的会议通知下面，是由毛主席和凯丰同志共同签名的。会议是在杨家岭召开的，到会的文艺工作者大约近百名。会议由凯丰同志主持，毛主席在会议开始和结束时都到会讲了话，也在会议期间听取了大家的发言。毛主席在讲话中深入浅出地阐述了革命文艺发展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为中国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毛主席的生动语言和他敏锐的洞察力，不时地引起与会者的笑声和掌声。我们在文艺创作中出现的困惑、迷惘，经他那高屋建瓴的点拨，顿觉豁然开朗。
１９４５年毛主席去重庆谈判时，延安各机关团体的干部群众都到机场去送行，大家都为主席的安全在担心，然而毛主席却泰然自若。当时那种心情，那种场面，我在《挥手之间》这篇作品中已做了详细的叙述，虽然已过去了快５０年，延安送别的情景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脑子里，历历在目。
全国解放后，虽也曾见过几次毛主席，但比起在延安来，机会就少多了。这其中最使我难忘的是１９５６年３月毛主席在中南海召见那次。那年我参加了中央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１１次（扩大）会议，在会上亲自聆听了毛主席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半个月后，又参加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又聆听了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这两个报告的内容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这里不再赘言。在这两次会议中间，３月８日我突然接到通知，要去中南海。虽然没有明确告诉我干什么，但心里在猜测会不会是毛主席召见？夜里，汽车把我们送到了中南海丰泽园门前，果然是毛主席的住所，我心里非常激动。依稀记得同时被召见的还有刘白羽、于黑丁、欧阳山等同志，一共四五个人。我们在会客室里静静地等待，忽然，毛主席从左侧一个门健步走进来，记得陪同他的有陆定一和彭真同志。陆定一同志将我们一一介绍给毛主席，当毛主席握住我的手时，以浓重的湖南口音微笑着说：“你是少壮派哟！”（我当时还不到４０岁）接着，毛主席坐下来与我们亲切交谈，倾听我们对文艺界一些问题的看法，并不时地在纸上写些什么。然后毛主席着重讲了“双百”方针和党对文艺工作的政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毛主席以他那伟人的气魄提出：“百家争鸣要争；百花齐放要放！”这话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力量，使我们感到如喝了甘泉。虽然后来的形势发展未尽如人意，“左”的东西越来越多，文艺界更是众矢之的，乃至以后出现了“文化大革命”，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毛主席仍不失为一代伟人，他那种磅礴的气势和浪漫的革命情怀，是无与伦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