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掘金人” [复制链接]

第12版(副刊)
专栏：改革者风采

　　“掘金人”
迈曾明德
乍看上去，王太川的身份、地位显不出来。他质朴、务实，没有踌躇满志的凌人之气。这使他看上去像个政府机关里那种脑筋比较清晰活络的科室干部——这种人既与最广泛的社会现实保持着联系，又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有着比较完整的、八九不离十的把握。
王太川事业上的成功与他的这种特质很有关。２０年前，他还是个与现代文明无缘的农家子弟，而今，他已经是西安交通大学开元集团公司总经理，在全国高校办的企业中也算得“榜上有名”了。是时势为王太川提供了走上时代舞台的机缘，另一方面，也正是许许多多像王太川这样的人物所释放的能量在我们这个社会的基层推动着改革的进程。
当年，偶然的机会使王太川告别了陕西关中的农村，来到西安交大。负笈经年，终于在现代科学技术领域登堂入室，成为一名高级工程师。改革开放的浪潮当头，王太川敏锐而明智地意识到，在旧体制下生存多年的科技人员必须脱胎换骨了。眼见着许多同行仍在那个旧体制下仅仅为评职称而写论文、为写论文而申请项目、为一个项目而争取一点点可怜的科研经费……到头来只换得成千上万“曲高和寡”的科研成果束之高阁，王太川心急如焚。
１９８９年，王太川通过竞选登上现在的总经理位置，一上任，他就有股强烈的冲动。他说，科研成果如果不能转化为商品、用诸社会，就完成不了自身的价值。我要以我的工作来实现科研人员的价值，让他们从我这里得到社会的承认，而我自己作为一个科技知识分子的价值也就从中体现了。
他并不纯粹从商业角度看待自己的工作，因此他总有种使命感。也许是骨子里那点农民的务实本性未泯，就像见不得地里长不打粮食的庄稼，他决意要让那些躺在鉴定书上的科研成果在商品经济的土壤里开花结果。
西安是个科学技术人才密集的地方，西安交大也是全国一流的综合性理工大学。然而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这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都很发达的西北通衢，尚未像沿海地区那样，为市场经济的风雨所历练。王太川机敏地意识到，正是因此他才背守着一座尚未充分开掘的金山。
王太川上任之时，正值全国各高校大办科技开发企业的高潮。京沪等地一些名牌院校的科技企业已经初具规模、先声夺人。偏处一隅的王太川面对群雄并起的纷争局面并未仓促跟进，而是冷眼观察、审时度势。这个当时还不起眼的西安交大技术开发公司的“头儿”，对当时正领风骚的那些同行大牌很有一些自己的褒贬臧否。他说，很多公司眼下虽然风风火火，其实“瓤儿”是空的。他们只图眼前利益，热衷于一般商贸性的经营，至多是承接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项目，而真正踏踏实实办实业、真正靠转化科研成果、带动产品开发的却凤毛麟角。这不是校办企业最终的发展方向。
“我们的公司要赶超别人、干出气候，就要着眼于未来的长远目标，高起点、上规模，假以时日，别人终将在我脚下！”
王太川对美国的“硅谷”情有独钟。他羡慕“硅谷”与毗邻的加州诸所大学之间那种相互依托、共辟天下的紧密关系，于是他毅然在毗邻交大的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购置建造了３．７万平方米的厂房；他利用手中的科研成果专利，以人才入股和技术入股的方式，分步办成几个中外合资公司和内资公司，大胆吸引国内外资金、发展新型校办产业。他要在此建立交大的“硅谷”，成为交大乃至西安地区其他科研单位的科研动力基地，为他们提供资金、设备、中试厂地、前沿市场，并由此开拓、辐射国内外更广阔的市场。如今，王太川的公司以提供资金或市场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交大部分科研项目的立项、开发，这从客观上也避免了科研人员的曲高和寡或无的放矢，同时也使学校的一些科研机构能从中获取可观的经济效益。有感于发达国家的大学科研成果高于９０％的商品转化率，甚至刚立项、没动手就能找到买主，王太川觉得自己才刚刚走上正道，路还很长。
办公司当然得挣钱。王太川敢于而且很会以实业挣钱，以高科技成果的市场转化来挣钱。他说，公司有钱，可以靠办餐厅、做买卖赚钱，但那不是我要干的。尽管高科技产业周期长、投资多、风险大，但从长远看，这样做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对我们公司来说更大。
他决定投巨资大规模生产市场前景看好的３．５英寸软盘；
他们开发了电子镇流器；
仅用３个多月时间就完成产品开发与转化的微型摄像机系列产品，如今已建成生产线；
他们瞄准获１９９３年诺贝尔医学奖的ＰＣＲ生物医学检测技术，已开发出可供临床使用的ＰＣＲ热循环仪，前景正看好……
所有这些生产开发项目，无不是经过详尽的市场论证、调查，再背靠西安交大的科研实力而完成。这种企业经营方向将被王太川矢志不渝地坚持下去。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王太川铭记于心，并用自己的人生实践不断加以诠释的时代名言。他认为，未来最有前景的企业势必是高科技企业，具有现代科技素养的知识分子应当在这一广阔天地施展抱负，也只有他们才能瞻望和把握这个市场的前景和脉搏。
“时代终将证明，科技人员的人格价值能够在经商中充分地实现！”下海的高级工程师王太川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