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本仁术——记北京友谊医院泌尿科肾移植突破１０００例次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医本仁术
——记北京友谊医院泌尿科肾移植突破１０００例次
本报记者张羽
１０００例次肾移植与５０元钱奖金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２４日下午，北京友谊医院礼堂内座无虚席。这里正在举行该院“肾移植突破１０００例次总结表彰会”。会上宣布，截至１１月３日，这家医院的泌尿科已完成肾移植手术１００１例次，这是我国首家突破１０００例次的单位。近三年来该科平均每年完成肾移植手术１１０例次，术后一年成功率９０％，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为表彰他们的突出业绩，医院在表彰会上向他们颁发了奖状和奖金。当泌尿科主任张玉海教授双手庄重地接过奖状和用大红封袋装着的奖金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这掌声表达了所有与会者对这个光荣集体的敬意和祝贺。２０年披荆斩棘，锲而不舍，实在不易！这份应得的荣誉和奖励，代表着社会对他们所作贡献的承认，谁能不为之激动和感奋呢？
然而，出乎大家意料，北京市卫生局长朱宗涵站起来披露了一个情况：大红封袋里的奖金总共３５００元，全泌尿科７０多位医护人员，每人平均不到５０元。面对有些愕然的与会者，朱局长动情地说：“他们从１９７２年完成第一例肾移植手术，至今已２１年。７０００多个日日夜夜，闯过了多少技术难关，付出了多少心血劳碌，救活了多少濒于死亡的病人！每位同志所得奖金不足５０元，同社会上一些歌星影星所拿报酬相比，我此时的心情实在无法平静。作为市卫生局长，我在这里宣布，动用有限的局长基金，给泌尿科的每位同志再增加奖金１００元，感谢他们为我国脏器移植工作做出的巨大贡献……”话音未落，全场爆发出异常热烈的掌声。这掌声久久地持续着，持续在每个与会者的心里。
　　９０年代的医术，５０年代的医德
医术是科学水平问题，医德是精神境界问题。然而，古往今来的名医几乎没有不强调医德的。“医本仁术”。高尚的医德，为人们钻研、掌握、发展、完善新的医术提供着强大的精神动力，并使医术能得以充分地发挥。友谊医院泌尿科走过的道路又一次证明了这个道理。
肾移植是现代医学创造的一项高难技术。对于肾功能衰竭晚期的尿毒症病人，体内代谢产物与毒素已无法由肾脏排泄，病人随时面临死亡的危险。只有通过肾脏移植，才能从根本上挽救生命。可以想见，掌握和完善这项技术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朱局长所说的７０００多个日日夜夜，是从１９７２年施行第一例肾移植算起的。其实，事情还得追溯到１９６４年。那一年，在我国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教授亲自倡导和主持下，创建了友谊医院泌尿科。为了填补我国肾移植的空白，６０年代末期，在已故老主任于惠元教授和侯东昌教授的领导下，着手组建起肾移植研究室。１９７２年，两位教授与广州中山医学院附属医院梅骅教授合作，成功地完成了我国第一例异体肾移植手术，开创了我国肾脏移植的历史纪录。
最初的成功固然令人欣喜，但专家们懂得，在他们前进的道路上还必须冲过一道道难关。第一道难关就是手术后出现的排异反应。人体基于自身的免疫机能，对任何外来的植入物都产生排斥作用，致使被移植的脏器无法存活。为了克服排异反应，术后不得不应用大剂量的免疫抑制剂；而免疫抑制剂的大量应用，又使病人的机体几乎处于一种无抵抗状态，极易并发严重感染。一个濒于死亡的尿毒症患者，虽然能够在肾移植术后平安地离开手术室，但往往由于排异反应或并发严重感染而丧生。１９８５年以前，肾移植的一年成功率只有４０％，一多半手术等于无效。久攻不下，前景难测，有些医院肾移植工作陆续停了下来。
屯兵于坚城之下。是坚持进攻，还是偃旗退却，在学术上和军事上一样，两种决策都有可能是正确的。面对肾移植后仅仅４０％的成功率，一些医院被迫停止这项工作，不能不说有它的道理。而友谊医院泌尿科的同志们心里明白，如果停止肾移植工作就意味着让所有患者都去等待那不可避免的结局。大家分析了形势，面对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送来的病人，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后退和等待绝不是办法。风险再大，也要敢于承担。“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从深层次上讲，此时医德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没有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就不可能产生坚持下去的足够勇气。
１９８５年，出路终于找到了。他们针对排异反应采取了以环孢素为主的三联用药方案，并且创造性地将中药冬虫夏草应用于临床。这样一来，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肾移植的一年成功率一下子提高到７０％以上。
这个可喜的突破极大地激发了医护人员的创造性和探索精神。他们一步步打破成规，将接受手术患者的年龄限制，由原来的４０岁放宽到６５岁，甚至为不少被列为肾移植禁忌症的患者（如患有结核病、病毒性肝炎、严重高血压和糖尿病）也施行了肾移植手术，使许多本来毫无希望的病人获得了手术机会。
有一个在１９７７年接受肾移植的工人，至今已愉快地生活了１０多年。术后一年，他重返工作岗位，每天上、下班往返行程５０多公里。他不仅努力工作，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而且突破常规结了婚，生了一个女儿，如今孩子已上小学五年级。他常常感慨地说：“我能够有今天，感谢我们的党，感谢友谊医院的医生护士们，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是到目前为止，我国肾移植术后存活时间最长的一位患者。
俞纯立，这位１９７０年毕业于南京化工学院的知识分子，如今是北京有机化工厂劳动服务公司所属餐厅的经理。这是一个工作热情、充满活力的人。１９８９年他光荣地被评为“北京市居民工作先进工作者”。他还喜欢运动，喜爱游泳、骑马。面对这位生龙活虎的中年人，有谁能想到，１４年前，他曾因尿毒症接受过肾脏移植术！一提起友谊医院泌尿科，他总是按捺不住内心的感激和崇敬。他永远不会忘记，接受肾移植之后第９天，在坐火车返回北京途中，他突然出现剧烈腹痛，继而无尿。陪同他的老主任于惠元教授当即准确地判断为术后输尿管与膀胱吻合处断裂。因火车上不具备手术条件，于主任果断地采取腹腔造瘘，把导尿管插入腹腔，用嘴将漏入腹腔的尿液一点点吸出来。面对此情此景，俞纯立感动得泪流满面。他同样不会忘记，术后第二个月，他因严重的肺部感染和尿道绿脓杆菌感染，持续高烧两个月。主治医生王志刚和其他医护人员日日夜夜守护在他的身旁，直到他的生命再次战胜死神而获得新生。１９９１年俞纯立随工厂的同事们一同去康西草原旅游。当他骑着骏马矫健地驰骋于大草原上，激动的泪花不由自主地又一次夺眶而出。他明白，若没有友谊医院医生护士的救治，早在１４年前他就离开人世了。在这位火炭般热情的知识分子身上闪烁着的，应当说是友谊医院泌尿科医德的光辉！
泌尿科的同志们介绍说，像俞纯立术后出现的那类意外情况，随着手术操作的日臻熟练和完善，现在绝对不会再发生了。而于惠元教授那种救死扶伤的高尚医德却传了下来，被新一代的医护人员所继承和发扬。医生解泽林是科里年轻一代的脏器移植骨干，他的妻子孙玉荣是病房护士长。每当肾移植手术需要加班的日子，他们二人常常一同留在病房，丢下１０岁的儿子无人照应。孩子小，夜晚不敢独自在家，就呆在医院宿舍电梯里不断上上下下，等候爸爸妈妈。电梯工人看着孩子实在可怜，破例允许他在电梯里写作业。
一位华侨肾移植术后因怕伤口裂开而不敢用力排便，护士长屈航英就一点一点用手将大便抠出来。这位华侨感动得热泪盈眶，将一个红包塞到小屈手里，请她无论如何收下。小屈婉言谢绝，并深情地说：“只要您能尽快康复，就是我最大的满足。”拒礼不收在友谊医院泌尿科已成风气。他们不情愿接受患者用金钱所表达的谢意。他们希望看到，有更多的患者能像俞纯立同志那样，将自己的谢意化作积极工作，为社会无私奉献的持久的动力。这是一种何等高尚的情操！难怪病人们齐声夸赞：“这里有９０年代的医术，５０年代的医德。”
　　医生的价值在哪里？
历经了７０００多个日日夜夜，完成了１０００例次肾移植手术，每人仅得到５０元钱奖金。面对这微薄的报偿，张玉海教授十分坦然地说：“我认为这就不错了，我们很知足。”泌尿科的同志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以主人的态度来对待医院的难处。他们很理解，国家正在进行的改革是伟大的，又是十分艰巨的。许多事情往往不可能一步到位，这其中包括医务人员、知识分子劳动分配、工资制度的改革。张教授接着又说：“我们从病人康复后那一个个重又获得幸福美好的家庭中，看到了我们工作的意义所在，也得到了最大的安慰和满足。这种满足无论如何是金钱所无法代替的。”这话说得何等好啊！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医疗卫生工作是一项人类健康所系、病人以生命相托的崇高事业，它要求从业者必须具有超越金钱和谋生目的的高尚精神。这种精神是无法以金钱来计量的。它催人奋进，教人向上，理当赢得人们的普遍尊敬。当然大家也都迫切希望，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能为医务人员，包括所有知识分子创造更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使他们的劳动价值能够得到充分体现，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附图片）
泌尿科主任张玉海教授正在为病人做肾移植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