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下的图书出版取向 [复制链接]

第8版(书评)
专栏：市场经济与文化建设笔谈

　　市场经济下的图书出版取向
白烨
最近从有关报道中陆续看到这样一些消息：１９９０年全国图书的销售总额高达７４亿元，比１９８５年增加了一倍多；北京市的３家国有书店１９９３年实现利税４０２８万元，经济效益创历史最高水平；１９９４年２月北京的一个图书订货会４天订出码洋１．３亿元，大大超过了以前５届的成交额。而同时，进入９０年代之后，在全国图书营销中起着重要普及作用的城乡合作社系统的图书代销点，因利微或亏本已大部分被取消；一些大中城市原先建在黄金地段的新华书店，因出不了“黄金效益”纷纷被改换了门庭。这里有喜有忧，结局各不相同，但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在起作用，那就是经济杠杆。
图书的出版现在越来越被当作商品生产和经济活动来对待和从事，这已成为一个基本的事实和定势。其实，明眼人都知道，图书的出版很难简单地同商品生产画等号，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求知需要和精神需求，传播人类文明和积累文化财富。如果一味地都进入市场经济的竞技场，追求经济上的“利”而不顾精神上的“义”，很可能带来弊大于利的不良后果。这些年，图书市场也存在着一些隐忧，庸俗性的图书不少。有一些图书虽然具有一定的文化品位，但常常是你选来，我编去，多是彼此重复。据知，目前仅林语堂、梁实秋的散文集，就有上百种；各种成语词典有７０多种，有关《易经》的读物有６０多种。真可以说是俗的比肩接踵，雅的彼此重复。这难道不是一种浪费？
不必讳言，搞图书出版确实也难。这种难既在于它要给国家上交相当的利税，又在于它时时面临那些灵活机动的集体和个体图书经营者的冲击。处于这样一种近乎两面夹攻的环境氛围，不绞尽脑汁地抓选题、创利润，几乎就无以生存。出版社要为国家分忧，编辑要为出版社分忧，于是落实到出版社的编辑头上，一般都要完成一定数量的利润，背上沉重的经济负累。因此，目前图书出版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并不纯属出版者、经销者单方面的原因。综合性的因素构成的问题，当然需要综合性的手段去治理。但话又说回来，如果出版者不是把它面临的种种困难当成一种挑战，而是当成一种借口，从而在商品经济的大潮冲击中降格以求、随波逐流，乃至放弃精神文明传播者的神圣使命，那就丢却了自己应有的本性特色，而与掮客和钱商无异了。
因此，面对目前的现实，在适应中调整自身，在调整中保持自我，就成了图书出版工作者面临挑战的必然选择。这里要认清图书出版既带有商品生产的某些意味又不同于一般商品生产的特有属性。从你卖我买的关系上看，图书当属商品之一种；但从你编我读的实质上看，图书主要是一种精神产品的供与需，经济的关系只是附属于此的外在形式。其次，图书的编辑出版作为主要属于精神领域的一种活动，可选择的余地很大，注重实用性的消费是一种选择，注重高层次的精品享用与长远的文化积累也是一种选择，在可有多种选择的情况下，当从就眼前还是就长远，就局部还是就全局等多种角度去考虑取舍。另外，在适应读者需要的问题上也要有自己的分析，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有的人需要鲁迅，有的人需要琼瑶，有的人需要研究，有的人需要消遣。如笼统地说需要，这些都属需要。作为精神产品的图书在适应读者的需要中，当有自己的主导取向。这种导向应尽可能地切合那些优秀读者的阅读口味，也就是说在适应读者的阅读需要中就雅不就俗，就高不就低，这样才有可能在“适应”中不失导向，在选择中保持自己的应有特色。
过去我们常讲“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种不畏艰难险阻的精神和总要比对手高出一筹的自信，很值得在今天面临重重困境的出版工作者倡扬。目前图书出版中的困难与困境，既有图书出版的传统体制不能适应市场机制的问题，更有图书文化与商品经济存在矛盾的因素。从大的方面来看，物质性的商品与精神性的文化是一对矛盾；从小的方面来看，文化的审美与文化的消费也是一对矛盾。即使市场经济确立了、市场机制健全了，对于图书出版来说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难题存在。因此，把图书出版的健康发展只寄托于外在环境和因素的改善，不免显得过于天真了一些。更为清醒和积极的态度，是在大转型的社会形势下，反求诸己、渐次更变。充分认识市场经济的特点和图书出版的特殊规律，审时度势中体现自己的追求，因势利导中强化自己的特点，变困难和困境为前进过程中的动力，不断在新的挑战面前作出新的抉择，从而走出不负时代也不负自己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