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边漫谈：出版效益的辩证法——访江苏教育出版社社长赵所生 [复制链接]

第3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

　　湖边漫谈：出版效益的辩证法
——访江苏教育出版社社长赵所生
本报记者周庆
小引：５月中旬的太湖，细雨迷蒙。记者在湖边一座宾馆采访《中国著名特级教师教学思想录》审稿会，了解到江苏教育出版社为出版这部１６卷的巨著作了大量投入，进而了解到这家８５人的出版社１９９２年出书总码洋（即图书总定价）达１．０４亿元，去年达１．５亿元，经济效益在教育出版社中居前列。
问：近年来图书市场竞争激烈，订数萎缩，利润下降，即使效益最好的教育类出版社，１９９３年也有业务量下降３０％以上的，请问贵社的经济效益何以能持续上升？
答：我们的经营思想是“要想使自己满意，必须先使别人满意；只有别人满意了，最后自己才能满意。”具体讲就是采取了低书价、让折扣、经销包退三项措施。
读者的普遍反映是书价偏高。我社从１９９１年起，降低了图书定价。同样的印张、质地，书价比一般市价低２０—３０％。
目前新华书店系统在图书发行中风险大，成本高，利润份额偏低。我社一直坚持以新华书店为发行主渠道，并从１９９３年起让利给书店，经销图书让５个折扣（即书价的５％），包销图书让３个折扣，促进了新华书店业务的增长。
同样在１９９３年，我社率先在省内实行图书经销包退。书店寄来订数我们发货收款。包退是指销售店在一定期限内（半年以上、两年以内），售不出的书可退给我们，我们退还书款。我社图书订数因此上升，１９９３年销售码洋比上年增长４０％以上，全年仅退回２０００多元的图书，后来也都卖掉了。从今年开始，全国各地的书店都可按此方法经销我社出版的图书。
问：据说，贵社成立１０年来没卖过一个书号，没出过一本坏书，社会效益不错。从宏观上讲，良好的社会效益是出版业的最高准则；从微观来看，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出版社具体操作就要做很多艰苦细致的工作，是否也要有量化的概念？
答：出版图书要争取良好的社会效益，是要有量化概念。近两年我社每年出书８００种，其中新书３００种，重印书５００种，由于严格坚持“三审制”把住了关；出版社对总社实行经济效益承包，社内不搞编辑室、个人承包，这种承包基数难以科学确定，也容易给编辑室和编辑个人形成经济压力，导致“犯规动作”；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统一，要在方针政策的倡导、社会发展信息与读者的需要之间找出最佳结合点，才能做到；大量调查研究是好书选题的重要来源，我社每年都组织调查小分队开展此项工作；一些填补空白的好书选题，开始往往需要作大量资金投入，我社出版《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有４３个分卷，总共要投入３００万元，因方言变化快、消失快，为研究语言的继承性，出此书还是很有价值的，为此，我社甚至给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配备了电脑、激光照排设备……所有这些，都有量的概念，处理不好是无法取得良好社会效益的。
问：听说贵社领导班子作出决定，不搞副业，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一心一意搞好出版工作，在社会上保持了良好的形象。还听说贵社社内风气正，领导在分房、评职称、拿奖金时公正廉明，去年评高级职称，名额有限，社长主动把自己拉了下来，这些对职工也产生了很强的凝聚力。我还想问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贵社为保证出版的两个效益，在内部管理上还有什么新措施？
答：比较主要的一条是分配制度改革见了成效，社内对编辑人员主要实行好书奖励制，即编出优秀图书、畅销书、获奖书、与海外合作出版的书，给以奖励，重点贡献重奖。对行政人员实行年底打分加模糊奖金，即对职工的工作，由全社人员、领导班子成员、社长分别打分，然后加起来除以３，得出该职工的最后分。为避免职工打分时的“好人主义”，从１０到１００分每个档次只能打给一个人。在量的把握上，浮动的奖金占到职工总收入的１／３以上。小于这个比例，就很难起到激励作用。这种年终统一评价的计奖方法实行两年，分配差距拉开了，但没有一人因奖金多了少了找过我。自我１９８８年到这里当社长至今，全社也没有一人要求调离，没有一人弃职出国，大家团结敬业，严守纪律，有了重大任务，一呼百应，保持了很强的战斗力，　也表现了党的出版工作者应有的觉悟。这确实也是我社能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一个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