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二为”方向　坚持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　坚持“双百”方针繁荣我国出版事业的指导原则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坚持“二为”方向　坚持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　坚持“双百”方针
繁荣我国出版事业的指导原则
袁亮
邓小平同志非常关心和重视新时期出版工作。他针对出版工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了一系列的深刻论述，提出了各项指导原则。认真学习和落实邓小平同志的出版理论，对于繁荣我国的出版事业是十分重要的。
　　出版工作应自觉自愿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出版工作要适应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必然要改变过去一度坚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并确立正确的方向和任务。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邓小平提出的包括出版工作在内的一切文化工作的正确方向。他说，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应当“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
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搞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服务，是出版工作坚持“二为”方向的最核心的内容。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现在，每一个党员、团员，每一个爱国的公民，都必须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克服一切困难，千方百计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出一切力量。”他强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这就是说，出版工作要服从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从思想上智力上为经济建设提供动力和支持，不是干扰它、损害它，而是千方百计维护它、促进它。
为培育“四有”新人、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是出版工作坚持“二为”方向的又一个重要内容。邓小平指出：“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作为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根据这一要求，出版工作者应自觉地担负起“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重任，大力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力宣传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积极出版宣传社会主义理想、道德和纪律的读物，积极出版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的读物，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贡献，而决不能出版内容有害、格调低下的出版物，去损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出版工作应坚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
在高度计划管理和国家统收统支体制下，出版单位几乎不存在自身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矛盾。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单位实行自负盈亏和自我发展的体制，两个效益的矛盾就显露出来。应该承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精神产品的生产流通同市场运行一般规律的联系愈益紧密，确实要讲经济效益。经济效益好，也有助于文化事业的发展。但必须看到，精神产品具有不同于物质产品的特殊属性，其价值实现形式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社会效益上。
邓小平反复强调，包括出版部门在内的思想文化部门，都要严肃考虑自己一切活动的社会影响，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他说：“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他特别强调指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思想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要坚决制止坏作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
社会效益的内涵是什么？从邓小平同志的大量论述看，主要是要有益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培养“四有”新人，有益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说：“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
坚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就必须反对“一切向钱看”的错误倾向。邓小平说：“这种‘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在精神生产的其他方面也有表现。有些混迹于艺术界、出版界、文物界的人简直成了唯利是图的商人。”他要求“把这种不正之风整一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部门不能不讲经济效益，但是应当坚持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在这个前提下实现两个效益的正确结合。绝不允许一切向钱看、唯利是图的错误倾向危害社会主义出版事业，危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
在新时期，我们应如何对待我国的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这在一部分出版和文化工作者中，一度出现了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鲜明地提出了对待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的正确原则和科学态度。他说：“任何一项科研成果，都不可能是一个人努力的结果，都是吸收了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没有前人或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论？搞封锁是害人又害己。我们要把对待封锁的态度，作为检验一个人世界观改造得如何的重要内容之一。凡是搞封锁的，就说明他的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邓小平认为，在新时期要继续完整地坚持党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
我们民族历经沧桑，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很好地继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大力发展今天的科学文化事业。邓小平指出，对待我国文化遗产，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以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为发展新时期的科学文化事业，出版工作还要坚持洋为中用，大胆吸收和借鉴外国先进的科学文化。在向西方学习和借鉴的过程中，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不能盲目推崇，不能输入低级庸俗的有害的书籍。邓小平深刻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我们出版工作者要全面准确地执行邓小平提出的对待西方文化的正确方针，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和出版西方的著作。
加强和改善党对出版工作的领导，是搞好出版改革和繁荣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根本保证。邓小平说：“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的任务。不仅理论界、文艺界，还有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群众文化和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等各个方面，都有类似的或其他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整个思想战线的工作都需要加强。”邓小平强调指出，既要加强领导，又要改善领导。不能由党去包揽一切行政事务工作，而是要把握政治方向，加强干部队伍的思想教育。改革出版管理体制，是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根本出路。出版事业的改革要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符合出版事业自身发展的规律。要通过管理体制的改革，增强出版事业发展的活力。要抓紧出版立法，加强依法管理，使我国的出版事业在社会主义法制轨道上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