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效益探析（上）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中国经济效益纵深行

　　投资效益探析（上）
中国经济效益纵深行记者鲁牧
１９９３年以前的４０年里，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万亿元，仅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施工的就有１万多个，全部建成投产的有５０００多个。经济效益究竟如何？采访中，管理部门和有关专家普遍的回答是，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比例说清。
有关专家把固定资产投资的经济效益，划分为３类：预期效益、建设工程效益和最终效益。预期效益主要检验投资项目从决策立项、设计到竣工投产是否成功；工程效益由于一个项目在建设期内只投入不产出，只能看节约（含质量）与否；最终效益是最重要的，因为投资效果最终反映在项目投产后的经济效益上，看投资能否提前或按时收回来、资本能否增值。
三类效益：情况有所不同
按此三类效益划分，就国有大中型项目而言，应当说多数项目决策正确，预期效益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对国民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远如“一五”时期的“１５６”项工程，近如宝钢、葛洲坝、京广复线、杨浦大桥等一批国家重点项目，不仅预期效益好，工程效益、最终效益也较理想，就像种植一棵棵桂花树那样，经过精心栽培，不仅成活了，而且茁壮生长，年年给人以芳香实惠。
但是，确有不少项目由于决策失误、建设失败，成了无效工程。它们建成之日，往往就是严重亏损、瘫痪之时。有的港口建成了，该吞吐油的却没有油，几乎长期闲置；有的铁路原定运输当地煤的，铺成后因当地无煤只好增建新的线路改运外省煤。有个甲醇项目，花３６００万美元引进后，因当地产品饱和，该装置转卖无主，长期闲置成了一堆废铜烂铁。这就像花大钱购买了一株珍贵树苗，还没栽就干枯至死。
至于工程效益，投资超概算，有的超过不是几成，而是一倍两倍；工期拖长，工程质量欠优，不在少数。
许多项目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效益不好，贷款还不了，投资难收回。好像一枝枝幼树，栽上了，但热闹一阵之后却没去精心培土、浇水、防治病虫害，处于半死不活的境地。可见，固定资产投资犹如植树造林，也有个成活率的问题。
成活率究竟怎样？从若干典型调查资料可窥一斑。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受国家计委委托，近几年组织专家累计完成了２０多个大中型项目的后评价任务。其中，经济效益评价资料比较完备的１５个项目很有代表性。
——投资概算：超者１１个，占７３．３％；持平者１个，占６．７％；节约者３个，占２０％。
——经济内部收益率：负值１个；５．６％１个；１２．２—１４．３％３个；２４．７—２７．８％２个；其余８个情况不明。
——财务内部收益率：负值１个，５．６—１０．８％７个，１４．５—１７．７％４个，其余３个情况不明。
——投资回收：无限期的２个，无偿还能力的３个，二者相加占总数１５个的１／３；其余能还的，还款期在７．５—１０年者３个，１１—２０年者４个，２１—３４年者３个。
——由于经济效益不好，６７％的项目拖欠银行贷款；３５％的项目还贷期超过合同规定期限５年以上；２５％的项目基本丧失还款能力。
经济效益为什么不好呢？
直接原因：投资规模偏大
“这是个复杂的‘老大难’问题。”一位投资计划工作者认为，投资项目经济效益不好的原因，还是讲了多少年的争项目，争投资，“可行性（研究报告）”往往变成了“可批性”，以及不重视项目评估咨询，不按基建程序办事等等“老掉牙”的问题。
有的投资研究专家还概括有：项目大上、大下的“上下”问题；扩大再生产轻内涵、重外延的“内外”问题；产品热衷长线、冷落短线的“长短”问题；项目忽视规模经济，重小型、轻大型的“大小”问题；立项时急得不得了、项目上马后慢慢来拖几年也不在乎的“急慢”问题；等等。
不能不承认，一个微观投资项目，往往受到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与制约。全国投资规模“偏大”、“过大”，是导致投资项目经济效益不好的直接原因。
先说近的。去年，国家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计划已被大大突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１９９３年计划，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为８０００亿元，投资率控制在３０％以内。执行结果，实际完成１１８２９亿元，超过计划３８２９亿元，超幅达４７．９％，投资率超过计划７．７个百分点，是建国以来所罕见的。
去年，全国新开工国有单位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项目７．８万个，投资总规模达４５３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５１．８％。到年末，累计施工项目多达１５万多个，计划总投资２．３３万亿元；预计全国国有单位在建总规模可达３．３万亿元，比上年增长４成，成为８０年代以来在建总规模最大的一年。
八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今年计划，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为１．３万亿元，而对各地区的预计数匡算，又多一二千亿元。
这么大的投资规模带来什么影响呢？
在建项目普遍遇到资金不能及时到位，国家被迫超量发行货币。去年，按现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２８．８％，而固定资产投资却增长了５０．６％，比前者高出２０多个百分点。货币投放量是４０多年来最大的一年。市场货币流通量在１９９２年增长３６．５％的基础上，又增长３５．３％，是改革开放以来仅次于１９８８年增长４６．７％的又一个高峰年。
即使超量发行货币，也还未能满足许多在建项目的资金需要。资金不能及时到位，必然影响工程施工进度，延缓工期，工程效益受损。
固定资产投资不单要有钱，还要有物。投资规模膨胀，而钢材、水泥、玻璃等投资品供应不足，价格必然上涨，甚至引发通胀。去年零售物价指数，在上年增长５．４％的基础上，上涨了１３％；居民生活费用价格指数在上年上涨６．４％的基础上，上涨了１４．７％。这又不能不对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发生重大影响。
国家统计局有关专家指出，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既有正效应，又有负效应。以去年为例，正效应主要表现在：推动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负效应主要表现在：全社会总供需差率达－７．３％（正常正负差率为５％），资金紧张成为普遍现象，投资所需资金不能及时到位，不仅影响施工进度，还困扰了企业生产经营。引发投资品供应紧张，价格暴涨。投资额价格指数上升至２６．６％，比上年提高１１．３个百分点，是近１０多年来的最高涨幅。
再说远的。历史经验表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大一些并非坏事，但却并非越大越好。我们是吃够了规模“偏大”、“过大”苦头的。
主要原因：规律意识欠强
更为主要的是，投资规模背后隐藏着一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即建设规模要与国力大小相适应。年投资增长率呈现“上升——下降——上升”的周期规律性。对这一规律认识不够，投资不予遵循，势必导致波动周期频率高、幅度大，影响到投资的效益。
任何国家都只能把每年的一部分国内生产总值或者国民收入，用于在短期内只投入不产出的固定资产投资。这一部分究竟有多大？要看实际可能。总之，投资率上升到一定程度时，必然要走下坡路以求得供需平衡。否则，国民经济发展就会受到挫折。因此，把握好适度投资率，尽量延长波动周期，减小波动幅度，避免“大起大落”，是提高投资效益，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
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在宏观经济指标中都有个“总投资率”，即总资本形成占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我国在１９８０年以前，包括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两个方面的固定资产投资领域，使用的是投资总额与国民收入（ＭＰＳ指标）之比。１９８１年以来，改用投资率，即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ＳＮＡ指标）的比重。
根据我国历史经验，投资适度规模有道是“最好控制在２５—２８％之间，３０％也还可以接受；一旦突破了３０％这个警戒线，国民经济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导致比例失调，经济难以持续协调发展”。
而今投资率的适度规模虽无定论，但专家、学者的看法基本趋同。国家统计局有关专家认为，年投资率在３０—３２％比较适度；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一位研究员说，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依然表明，年投资率突破３０％、国有单位投资率突破２０％（去年为２６．５％），国民经济各方面就会感到紧张，乃至比例失调。
我国４０年来的投资与经济总量之比，固定资产投资率从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９３年，出现８个峰尖。峰尖到峰尖为一个周期，４０年经历了８个周期，平均周期历时仅５年，有的只是两三个年头，波动频率显得相当之高，波幅落差１０个、２０个甚至３０个百分点，说明昔日常说的“大上大下”不止一次两次。
这种状况的形成，恰是众多公款投资者忽视善于利用投资内在的客观经济规律的必然结果。投资规模多次“偏大”、“过大”，带来的是大批半截子工程、“胡子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