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引文学前行的舟橹——文学与市场经济杂感 [复制链接]

第8版(书评)
专栏：市场经济与文化建设笔谈

　　推引文学前行的舟橹
——文学与市场经济杂感
韩瑞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新型的经济活动方式与经济体制，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推进作用，正在为现实所证明，而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文艺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社会经济形态剧变的深层影响，却难以在短期内为人们所认知和理喻。
稍微回顾一下文学发展的历程就可以明白，社会经济的变动并不会逼迫文学走向末路，相反却可能在文学肌体内激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商品经济的萌动曾经给文学形式的发展演变创造了契机，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给文学的普及、精神产品的畅行提供了有利条件。例如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在我国虽肇端于魏晋，萌发于唐宋，但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品类却是成形于明清之际。正是在封建社会末期出现的商品经济萌芽下，产生了从《三国演义》到《红楼梦》等一批成熟的古典小说。西方文学在１９世纪的飞跃发展，一大批灿若星群的作家的出现，把文学推向资本主义时代的高峰，也正是由于日益膨胀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最终冲垮了君主专制，使王冠纷纷落地，金钱成为社会主宰，这种社会历史的运动造就了１９世纪西方文学的主潮。不论巴尔扎克或是托尔斯泰对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式这个怪物如何厌恶斥拒，但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却不能不正视和揭示这个怪物如何将社会旧秩序“翻了个个儿”的客观现实，正是商品经济的魔力将这两位作家推上了批判现实主义大师的位置。看来，拥抱时代的作家必然会获得时代的恩惠。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形成过程中，它无疑会为文学表现时代的变动提供日益丰沃的土壤，同时也将为文学摆脱旧体制下习存的某些羁绊走向现代生活创造适宜的环境。７０年代末至８０年代初，当社会改革刚起步之时，有些感觉敏锐的作家就已捕捉到社会变动的前兆而给以及时反映，《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等一批作品应运而生。不过，这些作品所揭示的还只是对旧的经济体制中某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东西的变革要求，它们在呼唤改革的同时也清醒地看到变更旧的经济体制所必然遇到的艰难。现在看来，这些作品对社会变革的艺术表现还停留在较浅的层次，自然这并非作家的失察，而是生活本身尚未提供建立新的经济体制的实践活动。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帷幕已经徐徐拉开，经济活动方式的巨大变更，不仅影响和改变着人们原有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秩序，也将引起社会观念和人群关系的深刻变化。在现代生活面前，文学将会发现在自己的视野中突然拓开了一片可以纵横驰骋的崭新文场。这个万花筒般瞬息变幻的时代现实，更需要勇于投入它火热怀抱的雄狮一样的巴尔扎克，而不是回避或逃逸这个新的现实却沉溺于老的田园牧歌的乔治·桑。
新旧体制的交替，市场经济的运行，将催促许多作家迅速调整心态以适应现实。一旦作家排除掉对于这种新的经济现实的斥拒心理，就会发现它并非湮没文学的陷阱，而是推引文学前行的舟橹。这种新的经济现实将会给文学提供前所未有的题材和人物，生活矛盾和社会学主题，将为文学创造出文明时代到来的中国社会的现代史剧的足够丰富的诗情和意境。事实表明，从不少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区的生活现实中，以及从某些吹进了现代文明之风的中西部地区的生活现实中，已不同程度地呈现出现代社会的特征，各种价值观念的冲撞、扭结，改革者与食利者、企业家和暴发户等等不同类型的现代人的共生竞立，民主意识与判断选择能力的普遍增长，形成了现代社会较之以往远为纷纭驳杂的生活形态。由经济体制变动引发的社会转型期给文学带来“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势必导致文学内容和文学形式伴随社会发展潮流而变化更移。一度沉寂的文学领域或许会因社会激素的注入而重行活跃起来。
总之，文学与市场经济绝非格格不入的对立关系。面对市场，金钱利欲和艺术追求的矛盾会时时纠缠着作家，但有良知的作家却不会为这类矛盾所困扰，能够审慎地保护艺术不被锈蚀。新的经济现实终将为文学前进的车轮铺设通途，文坛是无须悲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