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史官文化 [复制链接]

第8版(书评)
专栏：

　　《史记》与史官文化
赵仙泉
《史记》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百科全书，在全方位地展现早期民族文化方面，中国还找不出第二部这样的典籍。因此从西汉末年扬雄到当代，古今学者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研究这部文化巨著，堪称佳作如林。在这片被人们耕耘了１８００多年的土地上，如何走出一条新的学术途径，是每一个试图问津《史记》研究领域的学人共同面临的问题。陈桐生从新的切入点：中国史官文化，撰写了《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
中国早期史官文化具有“通学”特征，它几乎包含了民族文化各方面的内容。正是这片文化沃土，孕育了司马迁这位民族文化巨人。陈著将《史记》以前史官文化划分为三个重要阶段：上古三代史官天人文化传统、孔子《春秋》王道文化哲学和战国史官的价值观，司马迁就是在这一传统的影响下形成了以天人感应为特征的天道观，以德治为核心的王道观与立功名的士道观，由此构成《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宏伟构思。作者认为，通过这个结构，《史记》对此前的史官文化和民族文化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合与总结，对民族文化的定型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这种宏观视野使作者在考察《史记》时，带来了许多新收获。例如，关于《史记》的天人宇宙观，学术界的主导意见是天人相分，天道自然，陈著从文化传统上立论，并引征《史记》中上百条材料，从内证与外证的结合上力证《史记》天道观以天人感应为特征。《史记》对当时现实政治有系统而全面的批评，很多人将这种批评与宫刑事件联系起来，陈著则从文化哲学高度，认为司马迁对汉家的批评是取法孔子以文化指导现实政治的伟大风范。
陈著不仅从大处着眼，而且在一些微观问题上，也注意从第一手材料出发，进行新的探索。学术界认为《史记》通变论中有发展进化的观点，陈著则以大量材料表明，《史记》的通变观以终始循环为特征，“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不是两个互不相干的并列命题，而是同一命题的两个方面，“通古今之变”包含在“究天人之际”之中。由此，作者得出结论，《史记》的进步性并不表现在天人宇宙观和历史观方面，而是表现在它的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与平等的价值观方面，《史记》最完满地体现了一个伟大民族在结束动乱分裂、重新走向统一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那种特有的刚健笃实、自强不息的精神。
当然，陈著在许多地方尚待完善，例如，史官文化与百家杂语、六经异传之间是什么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史记》对后代中国文化的影响也似乎谈得过于简略。我们期待着作者在《史记》研究领域内继续深入开拓。
（《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陈桐生著，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