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清明上河图”——市井文化的兴盛与危机 [复制链接]

第11版(文化)
专栏：

　　当代“清明上河图”
——市井文化的兴盛与危机
本报记者祝华新卢新宁
●市井文化雅俗共赏、老少咸宜，是当代社会最为活跃的文化样式
　●从“捧角”到“炒星”的流变，表明市井文化亟需健全的文艺批评
　●当年市井白话文挽救了中国文学的危机，如今困境中的雅文化也有可能从火爆的市井文化中找到新的生长点
　这实在是一组值得惊叹的数字。自１９７９年底广州东方宾馆开设第一家音乐茶座至今，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歌厅、舞厅、卡拉ＯＫ厅已有２０多万个，录像放映点６万多，各类影剧院３９００余座，书报刊摊点１０万多，画廊、酒店４０００多家，还有那一浪高过一浪的室内装修热、钢琴热、气功热、健身美容热、挂历贺卡热、ＢＰ机热等消费时尚的大面积流行，组成了一部五彩缤纷而又有些斑驳、喧闹沸腾而又有些嘈杂的市井文化交响曲。如果古代风俗画大师张择端再世，一定会饱蘸浓墨，摹写一幅当代中国都市生活的“清明上河图”。
从封建时代的开封、杭州到本世纪初资本主义色彩的上海，市井文化此起彼伏、不绝如缕，直到改革开放的今天终于走向了全国性的空前繁荣——
　　　　舞榭歌台几度荣衰
早在８００多年前，我们就有过市井文化的初步繁荣。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中手绘过其市井风情的北宋京城汴梁（今开封），以及后来南宋京城临安（今杭州），都曾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商业大都市。而市井文化正是发达的城市文明与商业文明的产物。
在宋朝之前，城市的居民区和商业区分离，而且每到日暮鼓响，就开始实行宵禁。宋朝则允许市民随处开设不同行业的商店，且夜市大盛。汴京和临安的常住人口都有百万人之众，加上漕运线上南来北往的商人，消闲娱乐的文化需求空前扩张。以前只有纨绔子弟兴冶游之风，而宋代都市中摩肩接踵的多为士、农、商、医、卜、僧、道、妇女、篙师、纤夫等普通百姓。门阀制度衰落了，城里人在文化教育、社会地位上的差距趋于缩小，出现了所谓“市民社会”的雏形。于是，以前多为宫廷蓄养的艺人散入民间，生长出一个为广大的市民百姓服务的民间艺人阶层，并拥有了固定的演出场所——瓦舍勾栏。汴京相国寺内的瓦舍可容万人，里面上演着杂剧、杂技、傀儡戏、影戏、说唱、讲史、舞蹈、鼓子词、诸宫调和武艺等，此外还有卖茶、卖画、算卦、赌博的，通宵达旦热闹非凡。连风流自喜的徽宗皇帝也熬不住深宫寂寞，微服入市，与知名歌伎李师师交接，后来《水浒传》中曾有描写。
然而，由于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商品经济的发展时断时续、大起大落，１２世纪市井文化的幼芽终于未能长成参天大树。到了近代，在当时远东最大的商业都市上海，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市井文化再度异军突起。处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点上的上海人，对传统的与新潮的文化样式兼收并蓄。电影艺术１８９５年由法国人卢米埃尔在巴黎发明成功，次年上海徐园就上映了第一部“西洋影戏”。本世纪３０年代的上海电影有“东方好莱坞”之称。戏曲过去都是在茶园或堂会演出，１９０８年上海新舞台成为第一个使用镜框式舞台、灯光布景的新式剧场，上演着时装的时事新戏。伶人改称艺员，不用艺名用真名，专事售票演出而拒唱堂会，表明民间艺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十里洋场”上，广东人的多财善贾，苏北人的吃苦耐劳，江南的纤巧，北国的粗犷，甚至英国的绅士风度，法国的浪漫情调，犹太人的精明敢闯……各种语言、服饰、饮食、风俗习惯纷乱杂陈，使市井文化瑰丽多姿，同时也良莠不齐，在灯红酒绿的舞厅、夜总会背后还带有某些令国人痛心的殖民文化的印迹。后来，来自相邻岛国的侵略者铁蹄所及，大上海的五光十色终于黯淡下去。
解放以后，传统的民间艺术得到净化和保护，发展的势头刚刚恢复，不幸的是一场以“文化革命”为名义的文化浩劫又席卷神州。到了６０年代后期与７０年代前期，大城市居民也与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文化生活贫乏、单调。日本友人西园寺公一当时曾感叹：“中国没有夜生活！”
这种情况在进入８０年代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刘心武笔下的四合院人家，陈建功小说中的胡同青年，王安忆擅写的里弄心态，都曾经征服过不少读者。以至于敏感的文学评论家预言：当代中国文坛进入了市井文学繁荣的时代。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茁壮成长，随之而来的是城镇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如今，城市人口和从事工业、第三产业的人口相加已达６．３亿人，第一次超过真正种地的５亿农业人口。一个千百年来安于鸡黍田舍的农业大国，终于显示出向现代工业文明大踏步迈进的恢弘气象，由此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市井文化的空前繁荣。
流行歌曲、相声小品、室内剧……不约而同地向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聚焦，折射出社会世俗化的进程——
　　市井文化特性
历史的跨越终于使市井文化走到了自己的开阔地。短短十几年时间，中国城市面貌和文化生态发生了千年未有的深刻变化。商品经济为平民百姓打开了一个经济上的自由活动空间，加上全民教育水平的提高、民主法制观念的普及，使市民阶层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心理弥散开来，他们也拥有了自己的心理空间。在从未有过的物质生活的富足背后，是从未有过的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
如果说，大学讲座、学术社团和沙龙孕育了知识分子的雅文化，田园村寨、竹篱茅舍造就了纯朴清新的乡土文化，那么市井文化则是在大街小巷、书肆舞厅、商店酒楼的市民生活中产生的。出生地的差异决定了市井文化不同于其它的旨趣和特征，即尽可能地贴近普通市民百姓的日常生活，适应他们的喜怒哀乐和审美趣味，在传统的文艺节目魅力犹存的同时，形形色色新的文化消费样式此起彼伏。
从千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到边远的小县城，近年来，红红火火的卡拉ＯＫ已经占据了大部分宾馆饭店、餐厅酒楼直至许多市民百姓的家庭。亲朋相聚，好友联谊，假日休闲，总少不了它助兴。而卡拉ＯＫ是以“大家唱”为特征的，它之所以赢得众人喜爱在于打破了舞台艺术的距离感，让每个普通人都能在手执话筒一展歌喉的瞬间过足“歌星”瘾。它像农村的扭秧歌、对山歌一样，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从艺术的欣赏者变成了艺术的创造者和参与者。
当涉世不深的年轻人惊喜地发现了流行音乐，并在其中找到了学校和家庭尚不能满足的各个层面无微不至的人生关怀的时候，他们的阅历丰富的家长们则迷上了室内剧。室内剧基本上是在一座小院两三个家庭的决非宏大的生活空间里，在几男几女婚丧嫁娶的决非诡异的故事情节中，作精致细腻的感情埋伏，使观众“投入地爱一次，投入地恨一次”。但不是要“忘掉自己”，而是从中找到自己和周围人的影子，宣泄一下平时郁结心头的种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生活感受。
最能说明市井文化特质的也许就是当前影视舞台上“丑星”的走红。从《编辑部的故事》中的葛优、《家有仙妻》中的彭恰恰，到今年春节晚会上的冯巩、陈佩斯，均非英俊小生，却拥有最多的笑声和掌声。这是耐人寻味的。他们无意扮演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只是一个个平实亲切的小人物形象，在很多单位和家庭中都能看到。他们外表粗鄙却不乏善良，幽默而不乏真诚，即使耍点小聪明、存点小心眼也无大过。在他们的生活中，哲人般的深沉状和“高大全”式的硬汉形象都显得有些苍白和做作。他们抖一抖肩头沉甸甸的生活负担和社会压力，以轻松、潇洒的态度看待人生、他人和自己，自嘲并嘲人讽世。这很容易引起市民百姓的认同。
市井文化的兴盛与社会的世俗化同步。生活在城市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居民们向往小康和富裕的生活，为此终日辛苦劳作，对实际利益精明估算，讲究能挣会花。在这种生活环境中，他们养成了务实求俗的心理品性，对文艺作品有着特殊的选择标准和欣赏习惯：也不嫌弃历史题材，却更加关注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也不冷落帝王将相、侠客俊杰、神仙鬼怪，却偏爱熙攘红尘中的普通人物；有时也能被那些离奇曲折、匪夷所思的传奇故事所吸引，但更多的时候则醉心于油盐酱醋茶的生活实感，离不开“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观赏俗人俗事力求细腻、逼真而不避琐屑。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市井文化正接近于本世纪新文化运动的大师千呼万唤的所谓“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它新鲜、平易、通俗、立诚，言之有物，不作无病之呻吟，不雕琢、不虚伪、不艰涩。它来自现实生活，又回到现实生活，很好地担负起娱乐群众的责任，表现出相当的生命力。但也正是这种重实利观念的低层次呈现，使得市井文化又常常缺乏激荡人心的大气和冲撞力。当观众沉迷于一己的恩怨爱愁的时候，在无形中其社会视野已经非常狭窄，人生追求多少显得有些猥琐。
宫廷文化、乡土文化和士大夫雅文化长期以来与市场脱节，容易衰老，而市井文化则凭借市场机制自发生长、不断扩张——
　　市场：市井文化的土壤
市井文化从呱呱坠地那天起，就与市场息息相关。
在我国，比市井文化资格更老的宫廷文化、乡土文化和士大夫雅文化长期以来与商品经济没有什么瓜葛。从东方朔到李龟年，宫廷艺人都由官方供养，为封建王室专享，寻常百姓很难一睹丰采。在另一极的乡土文化如剪纸、蜡染、民谣等，多为山野村夫自娱的产物，同样不具备商业性质。士大夫雅文化虽然连接魏阙和江海，却只是抒发个人怀抱，而卖文鬻画历来为文人所不屑，即使为情势所迫偶一为之也是深以为憾的。
宋朝柳永是历史转折点上的一个奇特文人。他多次应试科举未中，只得混迹于青楼瓦肆，与伶工乐妓为伍，创作了大量描写都市下层市民生活又适于歌唱的词作。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柳永填词，始行于世，以至于“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一位文学史专家风趣地说：柳永从乐工那里得到的润笔恐怕远远超过唐代韩愈的“谀墓金”。这位落魄才子与众多的民间歌舞艺人一样靠了浅斟低唱在市场上讨生活，他死后是由歌妓们集资营葬的。
在宋朝众多瓦舍勾栏中粉墨登场的杂剧艺人背后，还有不少才华横溢的失意文人为其编写脚本。在这里，文人作品由“名山事业”变成了表演工具。这些古代最早的职业剧作家还组成了一个特殊的行会——“书会”。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等都是一代著名的“书会才人”。除了编剧，他们似乎都没有更多的经济来源。
到了近代，在著名的三大市井文艺综合性演出场所——北京的天桥、上海的“大世界”和汉口的“民众乐园”中，形形色色的艺人无不靠卖艺养家糊口。
文化与市场在市井中嫁接，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本来，文化的源头在民间，先有“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尔后才有斐然华章。精神文化的生产从物质生产中分离出来以后，随着自身的积累、演进反而与民间大众日益疏远了，成了只有少数人才能解读、享用的奢侈品。著名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先生就认为：汉字在中国具有“一种社会制度的性质”，由于它的非常复杂极其难学而把古代中国社会划分为两个阶级，即掌握了汉字的官僚士大夫与文盲和半文盲的民众。既然士大夫的文化被封闭在象牙塔内，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它总是有点矜持和孤傲，容易走向衰老。而市井文化面向广阔的文化市场，为大众消费者生产，追求雅俗共赏、老少咸宜，讲究“烹饪”和“包装”。为适应不断翻新的城市生活和市民口味，市井文化充分显示出反应快、变化多、花样新的优势。当年在京剧舞台的激烈竞争中，连大师梅兰芳有一段时间也不得不每月推出一台新戏。如今个体书摊隔上三两天就进一批新书，运作效率之高当令某些个把月也不改老面孔的国有书店望尘莫及。当某些雅文化门类还没有摆脱长期以来由政府大包大揽而养成的文化惰性，变得门庭冷落的时候，像图书发行“第二渠道”、歌舞厅等民营性质的市井文化毋需政府投资，已经闯出了一条自主经营、自我积累、自我扩张的文化发展新路来。能不能把市井文化的运行机制引入雅文化，加以借鉴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也正由于成天在市场中厮混，市井文化的某些层面不可避免地沾染上铜臭味：因唯利是图而致流品日杂，追逐时髦、卖弄噱头、粗制滥造、哗众取宠，甚至低级趣味。目前街面摊头上某些品味不正的流行刊物，影视厅中某些煽情性的暴力色情片，还有某些经过层层商业包装而名不符实的伪劣“文化明星”，这一切都降低了市井文化的层次，成为制约市井文化走向壮阔与辉煌的精神障碍。诚然，大多数人并不是照着营养表吃饭，精神食粮当然要注重可读性、可听性、可视性，但总不能为了买卖红火，就随意往火锅里加罂粟壳。
今天我们进入了一个大众传播时代，借助于电台、电视台、报刊等现代化传播媒介，市井文化的传播速度与覆盖面已远非勾栏瓦舍的年代所能比拟。这一方面带来了文化的大普及，另一方面也在大众口味的名义下挤占了雅文化的生存空间，导致全民族的文化品位的下降。像小报冲击大报，流行歌曲压倒交响乐和美声唱法，纪实文学、白话经典、漫画经典取代文学巨著，已经引起有识之士的忧思。
文人需要摆脱对市井文化的成见，帮助大众提高文化生活的质量，同时为雅文化焕发青春汲取鲜活的艺术营养——
　　文人雅士，扶一把市井文化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有着五千年悠久文明的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应该有宏大的文化视野和广博的文化容量，需要一代又一代眼界开阔、意气风发的建设者。市井文化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层面。方兴未艾的市井文化在贴近生活、娱乐市民之时，不应只陶醉于琐琐碎碎的小情感，潜移默化地批量制造庸庸碌碌的“大国小民”，而应该以自己的方式反映这个时代的浩荡走向，推动我们的国民性格和文化观念的伟大变迁。要看到，市民的文化消费也有逐步提高的要求。“快餐”吃多了，就会想念“大菜”；街头便宜的服装摊档繁华起来以后，服装“精品屋”就应运而生。文化消费也是如此。
如果说当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前的一席讲话带来了中国乡土文学的勃兴，那么，今天我们需要花更大的精力在政策上和舆论上来引导和扶植市井文化。当年，一大批作家文人奔赴乡村，创作了《小二黑结婚》、《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文学精品；今天的知识分子要面向大众、深入生活，就需要有很多人到市井百姓的生活中去，了解广大城镇居民的所思所感，把握住正在进行的城市全面改革的时代脉搏。
记得３０年代初，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加剧，而上海电影界却竞相拍摄庸俗的神怪打斗片，“不知今夕何夕”。就在这个时候，明星影片公司邀请地下共产党员夏衍、阿英、郑伯奇担任编剧顾问。党内有的同志认为电影界当时乌烟瘴气，不要搅这股浑水。中央负责人瞿秋白踌躇良久，最后下了决心：“好吧，不妨试一试。认识一些人，做一些工作，培养几个干部。”夏衍等人不负重托，很快拍出《狂流》、《三个摩登女性》等一批进步电影，使左翼文化运动扩展到了电影界，提高了电影的文化品位，振奋了民族精神。
且不说饱学之士丰子恺怎样“聊发少年狂”致力于初兴的漫画艺格的升华，也不说邹韬奋主办的雅俗共赏的《生活周刊》如何打破当时刊物发行纪录。就说在解放后，侯宝林先生的相声也曾在名作家的帮助下粲然一新；而土得掉碴的奉调大鼓经老舍先生点石成金，竟然一跃而为一个独立的剧种“北京曲剧”；还有音乐家马可为评剧的革新出过大力。可见，在扩展市井文化野视、提高其审美品位、塑造其艺术性和思想性等方面，专家们确实还有许多事可做。对流行歌曲、电视小品等新的文化样式要加强艺术积累，使之走向成熟，为文化心态持重的老先生也乐于接受；对传统的艺术形式要勇于创新，增加时代特色，从头做起，把因“文革”浩劫而失去的整整一代青年观众尽可能争取过来。某些传统戏曲故步自封、唯前人马首是瞻，是一大时弊。
从当年戏曲界的“捧角”到今天娱乐界的“追星”，都是一种文化“炒作”行为，但其间的差别是耐人寻味的。如今某些电视节目和报刊不遗余力地制造一个个“商业文化明星”，大肆渲染明星轶事绯闻，争先恐后“炒文稿”，“追”俗了，“炒”滥了，却鲜有中肯的理性的艺术批评。当年戏曲界捧角的固然不乏官僚、商人、军阀，也有某些情趣低俗的无聊文人，但毕竟还有不少艺术造诣精深的文人雅士。如京剧大师梅兰芳背后，就有一位重要的艺术顾问齐如山。出身于书香门弟的齐如山，在与梅兰芳２０多年的交往中多有指点，推动着梅兰芳走向炉火纯青的艺术化境。历史上留下了很多有趣的例子。京剧《断桥》中白娘子怒责许仙负心，有个手指许仙额头的动作。不料有一次演出，两名演员靠得过近，纤指一出，许仙身体往后一仰，白娘子赶紧伸手扶住。演员的这一临场发挥被戏评家在报上大做文章，认为其中大有深意，表现了白娘子爱恨交加、情丝难断的微妙心理。这个动作一时间传为佳话，此后，就成了代代相传的表演程式。可见，由这样功力上乘的人来“捧角”、“炒戏”，能把一部平凡之作越“炒”越精，“炒”得脍炙人口。遗憾的是，今天有志于发展市井文化的文艺批评的高手太少了，我们偶尔只能在徐城北的梨园文章中依稀感受到前人的古道热肠。
当前，一方面某些“下海”文人胡编乱造低级庸俗乃至色情的“地摊文学”，为几个铜板而百无禁忌；另一方面，很多文人雅士对市井文化还抱着自古就有的偏见，认为它村俗鄙陋，不值一提。北宋以来，杂剧虽多，但留传下来的寥寥无几。当时能连演七八天的连台本戏《目莲救母》是什么模样，后人只能揣度而无从知晓了。
其实，文人学士在走入市井胡同百姓家，帮助大众提高文化生活的质量和品位的同时，也能丰富自身的生活积累，为近年来不太景气的雅文化走出低谷找到历史性的契机。雅文化从来是在广阔的民间生活中获取滋润机体的生命之源的。例如，四言诗始自中原民间诗歌集《诗经》，六、七言句式源于南方民俗文学“楚辞”，五、七言诗是汉乐府民谣的流变。而唐朝的民间曲子词最终孕育了辉煌的宋词，民间说唱文学逐步发展成元曲。所以鲁迅先生有言：“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诗词在南宋末年姜夔、吴文英等人手中因一味崇高雅、严音律而趋于僵化、停滞的时候，是民间新兴的散曲以狂放疏朴、诙谐尖巧的姿态，给诗坛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同样，当文言文和“桐城八股”窒息了中国文学的活力和中国文人的思维的时候，是“引车卖浆者流”的白话赋予了中国文坛新的生命。白话文成了中国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跨越故纸堆通向现代社会的桥梁。
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告别你的矜持，告别象牙塔内“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的无奈，请到市井生活中来，请到火热的城市文明建设中来。来培育和扶植更加健康活泼的市井文化，来为源远流长的雅文化找到新的生长点。要相信，如今出没于大街小巷的歌厅、舞厅、录像厅中的都市新生代，总有一天会汇成涌向美术馆、音乐厅和图书馆的熙攘人流。请从孤芳自赏的书生情趣中再往前迈一步吧，人民和历史最终接纳的，是坦诚而灼热的生命。
（附图片）
尽管“追星热”受到舆论界普遍批评，流行歌曲磁带依然好销。
梅兰芳与艺术顾问齐如山（左）
戏迷　张　左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