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上的衣服与看不懂的衣价——服装市场采访记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

　　看得上的衣服与看不懂的衣价
——服装市场采访记
本报记者龚雯
陌生的价格
去年初，一位朋友欲买“菲瑞”皮夹克，终因那９００元的售价而作罢；年末，他又来到那座商厦，“菲瑞”的价签赫然标着１４００元，令友人望价兴叹。
即便是同一时间，一座城市的服装标价亦各不相同：在北京，一件天鹅牌羽绒服，“蓝岛”是３８３元，“西单”是４４８元，“燕莎”卖到５１５元。
甚至同一商场的同类服装也价位悬殊：含绒量几乎相等的羊绒女式大衣，“罗曼”标价３８８８元，“蒙妮莎”２５８８元，“银梦”、“利德尔”则不到２０００元。
不少人在感慨“买不起衣服”的同时，越来越发觉自己对于数字的陌生：一条裙子、一件衬衫动辄数百元，千余元的男西装已成“大路货”。在上海，一种六七十年代被称作“朝阳格”的普通棉织物做就的“布拉吉”，售价竟达８００—９００元。有位外商说，同一套时装，在中国的价格常常比国外还贵。连可爱的童装，其价格也开始步步高涨。而适于中低收入阶层的价格，却日渐减少……
８０年代中期，全国各地陆续放开服装价格，从而给一度蓝灰黑的服装色谱平添了缤纷五彩，处处可见姚黄魏紫，霓衫飘飘，堪称千人千款。随着个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穿着日趋成衣化，据统计，１９５０年，我国年生产成衣０．５６亿件，人均约０．１４件；至１９９２年，成衣产量已达４２亿件，扣除人口增长因素，仍可看出成衣的市场需求在加大（成衣率为６０％—７０％）。尤其是成衣的时装化，更使服装业步入一个喜人的发展阶段。
中国纺织总会会长吴文英曾经做过分析：从理论上讲，我国服装市场现大体分三个层次，一是低档服装，数量最大，它们有的花样翻新快，但面料、做工较差；有的做工尚可，花色和款式又较陈旧，多出自乡镇企业和个体户之手，价格低廉。一是小批量、多品种的高档名牌时装，制作考究，价格昂贵，多出自进口或三资企业。另一类是中档或中档偏高服装，在各方面介于前两类之间，价格较适中，多为国有和大集体企业生产。三类服装针对不同消费群体，采取不同的价格策略。
值得注意的是，在高档服装价格高扬的同时，中低档服装价格也在趋高。霓裳
　　　　有价市场“无价”
一件服装，其价格构成因素究竟有哪些？
北京市物价局的同志介绍，先前，服装出厂价无非是成本＋利润＋税金，成本主要包括原辅料价、工时费、动力费、固定资产折旧费等，利润最高不得超过２０％；再由商场加上１０％—２０％的批零差价，即成零售价。每道定价程序均有公式，就是说，价格是可以测算核定的。放开定价权之后，企业自主经营，厂店直挂，服装价格不再以成本即价值为基础，而是服从于市场供求关系，随行就市。由于服装存在高中低档之分，其中的时装又具有一般服装不可替代的特质，季节性强，风险大，一种风靡一时的款式，没过多久可能就倍遭冷落，所以企业在定价时，除服装本身价值外，还根据需求，将款式、工艺、品牌乃至广告促销、购物环境等作为附加价值打入价格（进口服装含关税），而款式设计和名牌知名度是最重要的两项，称作“无形资产”。正是这些因素，形成了超额利润。这样，同一件丹尼牌蓝狐领皮装，“蓝岛”卖３８７８元，“赛特”则要４５１２元，因为后者的购物环境较前者更加豪华、舒适、优雅；同是纯毛西装，“顺美”“金盾”２６００元，“迪生”５０００元以上，因为“迪生”是洋名牌，这也叫“级差效应”。
不可否认，市场定价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成本＋利税”的定价模式，拉开了档次，搞活了经营，刺激了生产。企业定价时更注重供求关系、无形资产（包括知识产权），只要款式好、牌子响、需求旺，价位自然会升高，这是正常的市场营销所允许的。
那么，定价中的超额利润率以多少为宜？有没有一个起码的尺度？当记者向几位厂长经理问及具体定价程序和细则，对方或“顾左右而言他”，或干脆拒绝采访，只说：我们的服装以“卖得出”为限，搞市场经济，谁不追求最大利润？
我们不妨算笔小帐：一件２５８８元的“蒙妮莎”羊绒大衣，面料（定织定染）每米４００多元，用料２．５米，加上工本、税额等，不过１５００元左右，利润率达７０％。纯毛单面华达呢，每米７０—８０元，一套男西装用料约３米，而售价往往一两千元，其利润之丰，可想而知。
在此过程中，得利最多的当属经营者，他们利用“级差效应”，对产品采用顺加和回扣手段，并将这部分利润转嫁给顾客，有些商场服装的进销差价高达５０％以上，一套“津达”西装进价１３００元，售价却为２０００元。少数紧俏货还须让中间商揩一层油。另外，租赁柜台等方式，也愈加使得服装价格五花八门。记者还发现，某些商场的服装未标价码，即使标了，买卖双方亦可讨价还价，“水分”颇多。
名牌当然是有的。但国内市场上的一些名牌时装并非原版，如“皮仙娜”、“皮尔．卡丹”、“马克西姆”等均是来料加工，一经“联营”、“合资”，身价便因那块商标而倍增。消费者反映，现在自称名牌的多，是谁评的？怎么评的？其中不乏花一笔钱就能买个响亮的牌子，然后坐地收银，那还讲不讲质价相符了？地道的名牌，“曲高和寡”也绝不降价，可我们的所谓“名牌”，今天３０００元，明天没准儿１５００元，美其名曰“优惠酬宾”。某些非高档、非名牌时装，其标价甚至高于真正的世界名牌。
一些中低档商场也趋“价”若鹜，设立“精品屋”，而所售的服装尽管价格不菲，面料、工艺、品牌、式样却很一般。据了解，这些产销者是想以价格装饰门面，抬高“品位”。由此也导致假货泛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接到的投诉中，低质高价的服装约占总量的一半。
　　　　走出误区
“衣食住行”，衣居其首。从温饱走向小康，越来越多的人对衣着的要求已不仅限于实用，还赋予它较多的文化含量，期望穿得好，穿得美。一些人更是将服装视作自己身份、地位、财富的标志，于是求高档逐名牌，竞相攀比，不惜重金。“赛特”开业之初，９００元的“银梦”大衣卖不动，１５００元的却脱销，价钱越贵越要买，人称“周瑜打黄盖”。这也是服装价格“摸不透”的诱因之一。
然而，能够“千金一掷为霓裳”的高消费者毕竟居少。以北京朝阳区为例，４０余万居民中，８０％以上系工薪阶层，而一件平绒夹克就要１０００元，相当于一名处级干部８个月的基本工资！国家计委物价司的姑娘们抱怨，若想打扮得漂亮些，“最佳”选择是去买削价的“昨日时装”。去年８月８日，蒙妮莎时装公司举办了一次大减价活动，降幅５０％，是日顾客盈门，营业额突破百万元，为平常的５倍。一份抽样调查表明，部分大中城市服装价格上升指数高于食物等消费品，一位顾客说：“以前每月薪水除去吃饭，还能凑合买件像样的衣服；眼下，苦挣一年恐怕都买不上一套高档时装。”据统计，去年上半年，居民月均购买成衣支出２５．３元，这个消费水平，与数百、数千元的服装标价差之甚远。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问题：首先，放开定价权后如何管住物价水平？一位著名经济学者对记者谈道：“价格放开，是为了让企业在市场风浪中掌握更多自主权，根据商品价值和供求状况制定价格，但这并不等于脱离价值规律那只‘看不见的手’，以致价格与价值远远相悖，甚而误以为放开即滥涨价。企业既要讲求利润，也要遵守游戏规则。”
诚然，一种商品包含有形价值和无形价值，而无形价值往往大于有形价值，像可口可乐，一个牌子即值近２５０亿美元。况且服装不同于某些商品，属于自由竞争行业，价格主要取决于供求。现在国内服装业争上档次，争创名牌，本无可厚非，关键在于企业倘若一味瞄准高价位乃至图牟暴利，而忽略了质量、信誉、技术、服务以及广大消费者的承受能力，那么，其定价策略无疑会发生偏误，对企业自身发展也不利。
其次，放开定价权，是不是意味着有关部门从此撒手不管？朝阳区物价局的郑局长说，对于服装，他们仅能监查商场是否明码标价，至于价格高低，则非权限之内。而目前服装定价的无序现象日趋明显，消费者尽管价比三家，仍难免利益受损。北京市商委的同志认为，市场经济要靠法制建立起良好的秩序，越是开放搞活，越要有相应的管理，放管并举。不少人建议，今后应对服装等“放开商品”规定一个最高作价差率，并与税制改革等配套进行；产品价格应在物价主管部门“备案”，以便及时加以督导。应制定有关反暴利法、明码标价等法规。
也有一些人士指出：服装市场放开，价格上升特别是高档服装价格上升，是正常现象。高档服装本来就不是面向大多数消费者的，而是面向少数高收入阶层的，只要存在这部分需求，价格高些是必然的。价格是供求的信号，最终也要受供求状况制约，不可能脱离供求状况无限上升。在价格信号引导下，许多企业会转入高价格产品生产，产品多了，就会抑制价格上升。关键是要创造一个充分、公平的竞争性市场体系，让价格真正发挥调节生产的作用。在刚刚放开市场的时候，不必对价格的升高进行干涉。
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一方面是大多数消费者面对“看不懂”的衣价徒呼奈何，另一方面却是一些企业被大量积压的中低档产品弄得苦不堪言。许多居民说，如今的服装，“看得上的买不起，买得起的看不上”，能不能多多关心中低档服装的生产与改进？就我国现有经济水平看，高档时装不可或缺，中低档服装更是大有市场，北京的关东店、城贸中心、百货大楼等几家商场，质优价宜（多在５００元以下）的中档服装颇受欢迎，去年销售额成倍增长。看来，只要加快大众化服装的更新换代，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包括附加值），并合理定价，其效益着实可观。（附图片）
题图照片：本报记者李舸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