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世界杯 [复制链接]

第8版(周末)
专栏：抚今思昔

　　我和世界杯
袁晞
扳着指头一数，从１９７８年第一次看电视台转播世界杯至今已有五届，对一个球迷来说，别的事情可以忘记，每４年一次看世界杯的那些日子却总是历历在目。
记得１９７８年夏天我在工厂工作，正用攒了半年的倒休在家准备高考。听说电视台首次要转播几场在阿根廷举行的世界杯比赛，我高兴极了。那时我家还没有电视机，巴西和意大利争第三名那天，我要去邻居家看球，妈妈拦住我说：“别去，看球要影响复习，你如果因此没考上大学会后悔一辈子。”我只好悻悻然地回到复习资料中。阿根廷与荷兰决赛时，爸爸见我实在忍不住，就对妈妈说：“他不看也安不下心，还不如让他看看，就算休息两钟头吧。”妈妈勉强同意了。我急忙拎着小凳子挤到邻居家的黑白电视机前。盛夏酷热，一群看客大多光着膀子，摇着蒲扇，电视上双方队员一登场，却都穿着“厚棉袄”（那会儿我们还不识羽绒服），呼出的寒气清晰可见。于是有人问：“阿根廷怎么这么冷？”我爸是读过书的人，答曰：“阿根廷在南半球，我们这儿的夏天，那儿是冬天。”说着又叫我回家看看地图，比赛地点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南纬多少度。我看了回来说是４０多度，我爸说，北京在北纬４０度，两地季节差不多正相反。比赛开始了，双方踢得紧张激烈，９０分钟战成一比一平，加时赛中，肯佩斯一记漂亮的凌空射门，为阿根廷打入致胜的一球，接着贝托尼接肯佩斯妙传又射进一球，阿根廷终以３∶１获胜，第一次夺得世界杯。没过几天高考，打开地理试卷一看，最后一道１５分的大题竟是：“北京夏至时，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什么季节……”我大喜过望，看一场球赚了１５分！全厂去了两卡车人应考，结果只有我一人榜上有名，不少人问我怎么能考好，我就说看球的事儿，有人悟道：“看电视有好处。”我也不知是帮了人还是坑了人，反正长头发的肯佩斯从此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他不仅是我眼里的球星，也成了我心中的福星。
到了１９８２年世界杯，正是大学毕业前夕，有些同学因答辩或分配不顺而伤心，可一坐到电视机前则宠辱皆忘，只随着球场上的得失而悲欢。学校每个食堂里都用两层桌子架着一台电视机，一有比赛总有几百人围观，前边儿的坐地上，后边儿的坐椅子，再后边儿的坐桌子，最后的是桌子加椅子，我这样的近视眼若去晚了，就只好坐在离电视机不足一米的最前边儿仰视两米高的电视，即便如此，也觉得学校比家里看着热闹。当时还没有共用天线，虽然是彩电，赤橙黄绿青蓝紫老弄不到一块儿，只出一个色儿是常事，但也没影响大家的兴致。那阵子电视台还不能场场转实况，经常是凌晨的比赛傍晚播，西德和法国半决赛也是这样，这天我决定在家躲着，到晚上看不知结果的比赛更有意思，还叮嘱爸爸别听每日必修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谁知晚饭时妈妈叫我上食堂买馒头，一出家门就听俩小伙子议论说法国人真不走运，加时赛３∶１领先还被追平，最后输在点球上。我懊丧之极，一天的心思全白费了。
１９８６年世界杯时，我正在湘西永顺县王村电影《芙蓉镇》的外景地采访。摄制组住在猛洞河边的一座小楼里，门口的黑板上一半儿写着拍摄计划，另一半儿画着摄制组众球迷预测冠军的竞猜表，其中有谢晋、姜文的大名。湘西小镇闭塞，摄制组的电视机只能靠河对岸一工厂的差转机收看节目，虽然收视效果不太好，每有球赛的晚上，球迷们仍齐聚摆着电视机的楼顶平台，欣赏着远在大洋彼岸进行的高水平比赛。决赛那天中央电视台半夜实况转播，我和几十个球迷都准点儿起床，到平台上打开电视机一看却是一片空白，回头望河对岸，差转机站天线上的灯没有亮，原来工厂的值班员根本没开差转机。大家等了一个多钟头，终于失望而归。到晚上重播时，谢晋导演决定当晚原定的看样片会改在球赛以后。这天转播效果特别差，画面花成一片，连两队队员的服装都分不清，更不要说马拉多纳、鲁梅尼格了，只能看到黑白相间的足球忽大忽小，时起时落，比赛情况全靠听解说员说，可观众中的叫好声、欢呼声却响彻河谷。
１９９０年世界杯决赛仍在北京时间凌晨，我晚上因事外出，１２点以后骑自行车从北京城西回东郊的单位，一路上见到大马路上有几十拨儿青少年在路灯下踢球，连夜鏖战，深为众多青少年没有施展足球才能的场地而遗憾。
今年又逢世界杯，坐在家里可以清清楚楚、舒舒服服地看到全部５２场的实况转播，还有张路等专家的评点，对球迷来说真是莫大的幸福，惟有中国足球队打入世界杯决赛圈是一桩始终没有了却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