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州人怎样解放思想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来自柳州的报告①

　　柳州人怎样解放思想
本报记者王清宪费伟伟
１９９３年初，朱镕基副总理考察广西，在柳州笑了。“柳州市的形势非常好。”“我很受感动。”
“如果是现在来，朱镕基同志笑得还要开心。”市委书记陈雷卿、市长刘知炳不约而同地对我们说。
怎样的一个柳州
柳州，在广西的中部，不沿海、不沿江、不沿边、不是特区、不享受任何特殊政策。
柳州，国有企业处于绝对主体地位，提供接近全市９０％的利税。
柳州，１０７家国有大中型企业，８０％有较好或很好的经济效益，３５户产值过亿元，６户利税过亿元。全市国有企业１９９３年的利税总额为１４．８５亿元，而全市国有企业亏损额不过４０００万元。
全国５００家最大工业企业，柳州独占其六。
“柳工”装载机产销量、出口创汇全国同类产品第一；“两面针”牙膏产销量全国同类产品第一；“五羊”牌水泥全国同类产品销量第一；“五菱”微型车全国同类产品销量第二；“东风”柴油汽车全国第一，柳州汽车厂名列一汽、二汽之后，位居第三。
１９９３年，国民收入达到８３．４亿元，提前７年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
近３年，工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２２．２％，１９９２年工业总产值达到１０９．１３亿元，成为全国５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中第一个突破百亿产值的城市。
１９９３年，工业实现销售收入增长速度超过产值增长速度，利税增长速度超过销售收入增长速度的局面。工业总产值达到１４２．２亿元，增长３０．８％，工业销售收入增长达到６３．１％，实现税利增长达到６３．５％。今年一季度，工业总产值、销售收入又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２６．３％和２１．６％。
有关方面测定，柳州市综合经济实力名列全国５０强第２７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列全国１８７个城市第１８位。
解放思想，怎么解放
１９９２年５月初，新来的书记陈雷卿半月没露面。５月２０日，柳州市委七届五次全会（扩大）会议召开，陈雷卿作报告，纵论柳州的“一长三短”，人们才知道他半个月干啥去了。
两年后，我们到柳州的企业采访，参加了那次会议的厂长、经理们都还清楚地记得陈雷卿讲到思想解放时脱开讲稿、即兴发挥的一段话：
中央没有给山东什么特殊政策，但山东这几年上去了；广东的东莞、中山、顺德、南海不是特区，但人家在很多方面发展和特区一样快，被誉为“四小虎”。柳州有不少有利条件，关键我们要解放思想，自己去搞，“自费”也要改革！这样我们才可能争取主动。
在柳州人看来，解放思想最要紧的就是从等、靠、要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
市长刘知炳，在柳州市担任市领导职务已有１８年。他说，柳州人对思想解放的这一理解，是几任班子延续下来的。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结束，市委就提出要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那时，中央的文件还没有下来，广西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就更是几年之后的事了。但是，他们领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实质，不等上边给政策、不靠上边下文件，看准了就要靠自己，争取主动。那一年，他们就给２８０个“文革”前的大学生评了职称，并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
这在全国也是领风气之先的。这是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一个无声的、最有力的动员。到１９８４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之后，国有企业的一把手８０％是从这批人中涌现出来的，年纪全在４０岁左右。１９８４年，《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一出台，市委就召集职能部门研究，权力该不该放？有什么不同意见都可以提，但提不出不同意见又不放权则不行。思想认识一致了，等中央后来一系列放权让利的政策出来之时，柳州市企业，包括集体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的权力早就在手里了。
１９８４年之后，对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柳州市出台提高企业积累、增强其自我改造能力的政策。这些政策是成功的。但并不是等来的、要来的，而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在别的地方采访国有大中型企业，听到很多抱怨，诸如国有企业贡献大啦、包袱重啦、税负不平等、竞争不公平啦、投入不足啦等等。在柳州，几乎听不到这种抱怨。朱镕基在柳州很受感动，在很大程度上感动在这个方面。不是柳州的企业不存在这些共性的问题，而是他们真正聪明地认识到：市场经济相信竞争，不相信抱怨。抱怨的根源是认为自己的“不幸”是别人导致的；抱怨的动机是企盼别人来补偿自己的“不幸”。
既然大家过去都是在同一个体制下，现在，又一起迈向新体制，面临的是同样的困难，又有谁是“别人”呢？向谁抱怨，对谁企盼？等谁？靠谁？
柳州人１０多年来，面对的是自己。
陈雷卿说，过去都是总结长处，他就职演讲，讲了柳州的“一长三短”。讲柳州不沿边、不沿海、不沿江的地缘劣势；讲柳州不如南宁是省府、不如桂林是名城、不如北海是热点，不是特区、没有特殊政策的社会劣势。讲这些不是为抱怨，是为了唤起柳州人的危机感，增强柳州人的紧迫感。
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之后，按照“三个有利于”的原则，柳州市一口气推出１１套饱含解放思想、抓住机遇精神的政策。涵盖了企业自主权、企业销售政策、奖励政策、第三产业、个体经济等市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
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需要解放的思想内容很多。但是，如果什么思想都解放了，只是没有从“自己需要别人来解放”的观念中解放出来，那还是没有抓住解放思想的要义。
解放思想怎样解放
解放思想，在实践上，就要突破已经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条条框框，进行新的探索。探索就是摸规律，就会有风险。所以，解放思想是需要勇气的，思想解放更需要求实。
１９９３年下半年，国务院加强宏观调控措施出台。他们真正吃透了中央精神。宏观调控不是全面紧缩，而着力于结构调整。柳州人多年来一直抓结构调整没放松过，所以，全市企业近年来的产销率一直在９３％以上。朱镕基在柳州视察时就针对柳州的快速发展说，只要是有效益的速度，谁能说你们快了呢？
１９９２年，当一些地方在“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口号下，大兴土木，铺摊子，上项目，搞房地产热、股票热、开发区热时，柳州人在干什么？在有板有眼地进行企业技术改造，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
柳州人思想解放的实践告诉我们：解放思想不仅需要热情和勇气，而且需要科学的态度，这个科学的态度不是别的，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有了实事求是的态度，解放思想的热情才能持久，勇气才能更足。
１９９２年，柳州市烟厂的中低档烟大量库存积压，压了大量的流动资金，且时间过长又可能全部报废。厂里为了鼓励销售人员推销积压产品，根据市里的有关政策制定了具体的提成奖励办法。但是，销售人员有顾虑，政策变了咋受得了？市长刘知炳得知情况后，亲自来到该厂开销售人员座谈会：
“你们大胆地干！这是市里的政策，错了我负责。”
市经委主任罗连鉴说，这下，积压的烟全销出去了。刘市长的讲话一传十、十传百，比任何动员都有说服力。
解放思想何处解扣
提到思想解放，群众最担心两个问题：一是政策多变，枪打出头鸟；二是政策制定者与执法部门各行其是，阎王打架，小鬼遭殃。
政策多变，原因很多，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纯属人为因素的反复。群众担心的自然更多的是后一种。我们采访了市里几个主要领导，谈到这个问题，他们都谈到班子团结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从一个地区政策的稳定性来看，决定的因素之一是，领导班子的团结与否。一个矛盾交错的不团结的班子，可能一时由于某个人或当时的“大气候”出台一些有改革开放意识、思想解放的政策。一旦人事变动或外部环境变化，必有人跳将出来，政策难于连续，一些思想解放走在前面的人就不免受到伤害。
同柳州的企业家及政府职能部门的同志座谈，他们认为，柳州市历届领导班子打下较好基础，现任党政一把手不仅团结，而且有很强的领导能力，思想解放。整个班子的事业心又强，所以，他们对政策稳定就比较有信心。解放思想的顾虑就大大减小。
“企业的厂长经理们说，检察院的门可不是能轻易进的。有人看到你从那个门里出来，就会认为你出了问题。”市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陈小兵说，１９９２年，全市各部门都在解放思想，为经济建设服务，检察院走出去，到１００多家大中型企业开座谈会，才知道企业在想什么。检察院这才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们不能成为企业家的禁地。我们不能只一味地强调法律的惩治功能，而忽略法律的保护功能。根据市里制定的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政策，他们还提出了一些具体落实的意见，市委及时以市委文件的规格转发到全市各单位。
企业一致反映，这样做，就从规章制度上为企业解放思想，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积极因素壮了胆，作了规范。柳州微型汽车厂党委书记吴必光的感受是：有政策又有法律的保护，企业家才能不担心政治气候变化，一心一意搞经营。
柳州市法院院长罗寿振说，法院这几年的中心工作之一就是：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努力为大中型企业走向市场提供法律保障和法律服务。政策的制定要以合法为前提，一旦出台，法律就要维护政策的严肃性。　　　　　　　　　　　　　　
柳州的国有企业活了，而且活得这样好。有一千个原因，一万个原因，但最基础的原因是思想“活了”，活得早，活得好。这就是柳州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