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学习“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宋时轮
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是在一九二八年十月发表的。这篇著作曾经像灯塔般地指引中国人民解决了中国革命到那里去、如何进行以及前途怎样等问题。直至今天，它仍保持着伟大的理论威力。毛泽东同志在这篇著作中所指示的并为中国人民实现的道路，对于东方殖民地、附属国的人民解放斗争，也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因此，这篇著作是一个划时代的文献，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参加和领导，由于广大工农群众的发动起来，一九二六年七月从广州开始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北伐战争迅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当时共产党的领导者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排斥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致使这个革命走到半路便被买办豪绅地主阶级的代表所叛卖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买办豪绅地主阶级的代表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之下，首先在上海举行反革命政变，屠杀了大批的工人和共产党员，宣布了反共。接着，同年四月十五日，又在广东举行所谓“清党运动”，野蛮地屠杀、逮捕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五月二十一日，反动军官许克祥又在长沙举行了反革命政变。最后，同年七月十五日，汉口的汪精卫派的国民党亦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向蒋介石投降。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由此便遭受了失败。从此以后，蒋介石反动统治者在全国各地实行“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的血腥政策，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造成了全国反革命的白色恐怖。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在党内曾经发生了
“左”右倾的偏向。正如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投降主义者，这时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逐渐变成了取消主义者。……另一方面，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党内，使党内
‘左’倾情绪也很快地发展起来了。这种‘左’倾情绪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已经开端。‘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这种‘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后继续生长，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形成为‘左’倾的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路线，并使‘左’倾路线第一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但是由于这个错误路线一开始就引起了毛泽东同志和在白色区域工作的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非难，并在实际工作中招致了许多损失，到了一九二八年初，这个‘左’倾路线的执行在许多地方已经停止，而到同年四月（距‘左’倾路线的开始不到半年时间），就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上结束了。”
毛泽东同志在“八七会议”以后，到湖南东部组织领导了农民的秋收起义。一九二七年十月，他率领了秋收起义所组织起来的武装，到达了湖南与江西边界的罗霄山脉的中段——井冈山。毛泽东同志没有采取如南昌起义以后南下潮汕那样的军
事行动，也没有采取如广州起义以后在城市建立
政权那样的军事行动，而是看准了中国社会的特殊
情况，看准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看准了当时
革命的主观力量和群众条件，选择了群众基础好、反动统治力量薄弱、地形上有险可守而又可以产生
重大政治影响的地区，创立工农武装割据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到达井冈山以后，不是掩旗息鼓地隐蔽起来，而是坚决地大张旗鼓地和敌人斗争。即：创建红色政权，反对逃跑主义；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正规红军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扎下根来建设革命的根据地。从这些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可以证明，毛泽东同志在那时对于中国革命应当到那里去、应当如何做法等问题，已经考虑成熟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采取这样的做法，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具体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天才的表现。这是中国革命运动历史上、也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革命斗争的类型的创造。毛泽东同志，只有毛泽东同志运用他精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通过对于中国社会、中国历史、敌我情况、周围环境科学的深刻的调查研究，找到了根据中国特殊情况而产生的中国革命的规律，并根据这规律，亲自参加和领导了革命的实践，冲破了白色恐怖的氛围，在井冈山上高高地树立起革命红旗。这面红旗的树立，向反动派宣告中国革命没有失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打不倒的；对全国的共产党员、革命志士来说，则是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昭示着中国革命的前程，昭示了中国革命应该如何具体革法才是正确的，具体揭露和反对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杰出地创造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正确运用到中国革命事业的光辉榜样。此后，其他地方起义中组织起来的部队，凡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和政策，对这些武装部队实行正确领导的地方，那里的革命武装斗争就逐步发展了起来；反之，就无一例外地遭到惨痛的失败。毛泽东同志在这样革命的紧急关头表现出的这种大智大勇，充分地显示出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渊深的素养，显示出他革命领袖的天才。
一九二八年七月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彻底清算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也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它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正如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它正确地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指出了引起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确定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发布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它正确地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指出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指出了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它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批判了右的陈独秀主义和‘左’的盲动主义，特别指出了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些都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第六次大会也有其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毛泽东同志没有参加这次大会，却坚决地执行了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毛泽东同志在实践上发展了这次大会决议中的正确方面，并解决了大会决议中所尚没有解决或没有正确地解决的问题，而且在理论上更具体地和更完满地给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根据。毛泽东同志在党员执行党的决议上创造性地作出了光辉的示范。
毛泽东同志的这篇著作发表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也就是在开始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一年以后。在这一年中，由于毛泽东同志拟定的策略和政策的正确，根据地有了扩展，土地革命日益深入，群众基础更形牢固；由于一九二八年四月朱德同志率领南昌起义的部队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胜利会师，主力红军较前壮大，并在从四月到七月的四个月内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围攻。但是，当时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错误地不顾边界特委和永新县委的反对（当时湖南省委是边界特委的上级组织），强使红军分兵向湘南冒进，致使红军遭受到八月的失败。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了一个营的部队去接应和会合南进的部队，在九月以后又重新打开了局面，恢复了边区，挽救了八月的失败。这一年的历史事实已证明了：如果依据毛泽东同志指示的策略和政策办事，其结果就是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人民政权的组织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壮大；反之，如果脱离了毛泽东同志的策略和政策的指导，其结果就是红军受到挫折，根据地缩小以至丧失，群众受到摧残。八月失败就是明显而深刻的教训。
当时在党内军内也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时局的估量和革命的具体道路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甚至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情绪，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因此，从理论上说明红色政权所以能够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以统一党内、军内的认识，明确革命的具体道路，加强胜利信心，是一个迫切的课题。毛泽东同志恰合时宜地从事了这种理论工作，他科学地分析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的政治经济情况，指出了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之下，“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提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内容，……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毛泽东同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和敌我情况，详细地剖析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他当时指出的五点原因，就已给嗣后为长期革命实践所证明的革命致胜的法宝——党的建设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统一战线问题的创造，提供了最初的也是完善的基础。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一年来边界对敌斗争的经验，分析了八月失败的原因和教训，确定了建设和扩展红色政权的一整套的政策。毛泽东同志指出了红色政权的发展前途：“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毛泽东同志在以后发表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进一步估计了红色政权的意义：“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说：“不是要指靠社会里已经不再发展的阶层，那怕这些阶层在现时还是占优势的力量，而是要指靠社会里正在发展，具有远大前途的阶层，那怕这些阶层在现时还不是占优势的力量。”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莫斯科中文版，七一○页）又说：“为了在政治上不犯错误，便要向前看，而不要向后看。”（同上，七一一页）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八年时就已经正确地掌握和运用了这个原理。当时，白色政权虽是巩固的，但它是反动的、腐朽的、衰亡的，因而是可以打倒的；当时，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虽处于白色政权的重重包围之中，是弱小的，但它是进步的、新生的、发展的，因而它的前途是“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二十五年来的历史事实，充分证实了毛泽东同志这一伟大的预见。岂仅是“接近”而已！今天巩固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全国政权，正是当时的微小的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在全国规模的扩展。这也就是说，中国革命之所以有今天的胜利，是丝毫不能忽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著作的动力作用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东方许多殖民地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当地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利用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坚持了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锻炼出一支相当有力的武装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帝国主义阵营的大大削弱，和平民主阵营的强大，中国革命的胜利突破了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战线，殖民地人民争取解放斗争的增涨，东方各殖民地至少是某些殖民地的人民就也有可能长期坚持大小不一的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有可能长期坚持乡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争，并有可能由此逐步推进而取得城市，以至最后取得该殖民地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因此，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初期根据中国特殊情况所作的关于中国革命规律的创造性的分析，就有了更加广泛的指导意义。
我们回头重温一下当时的情况，重温一下毛泽东同志在那一个时期的著作，就可以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和伟大。
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伟大著作，我认为应当更好地学习毛泽东同志观察问题分析事物处理问题的科学方法，即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真理具体运用到革命的实践的方法；学习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勇气，即如何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以对革命事业坚定不移的胜利信心，冷静地实事求是地分析情况，掌握问题的实质，提出具体克服困难的办法，战胜前进途中的一切困难。今天我们在祖国建设的事业中，无疑地还是会遇到无数困难的，但这些困难如果和毛泽东同志当时所遇到的困难相比，那还是微小的。只要我们坚定地遵循毛泽东同志的一切指示，我们就能在祖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光辉的道路上，排除前进途中的一切障碍，奋勇前进。
〔注〕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引语，均引自“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