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云影——美术世纪谈 [复制链接]

第8版(艺术评论)
专栏：艺坛纵横

　　甲午云影
——美术世纪谈
袁宝林
今年７月，正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一百周年。６月份，炎黄艺术馆曾就“中国民间珍藏日本画鉴赏展”组织中日美术交流研讨。此时我思绪滔滔，梦魇般的百年云影竟然挥之不去，姑且记下此刻的感想，权作“美术世纪谈”。
　　　　历史界标
现在人们经常说，我国美术发展正处在古今中外的交汇点上，或说从封闭的古典形态到开放的现代形态的转型期。其实放到历史的长河中看，这个转型期是从１００年前就开始了，它的历史界标庶几即中日甲午之战。从艺术社会学的角度看，甲午海战的确是促使中国美术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前提。因为中国最强烈地感受到亡国的恐惧乃是在被自己的近邻日本打败之后，而且中国眼看着日本的富强是在它走上“同亚洲分道扬镳”（福泽谕吉语）的道路以后。
五四运动之前，当康有为在思考中国画发展前景时，他明显地是把目光投向西方的，但他同时还特别关注着日本美术的动向：
“中国画学至国朝衰敝极矣！岂止衰敝，至今郡邑无闻画人者。其余二三名宿，摹写四王二石之糟粕，枯笔如草，岂复能传后以与今欧美日本竞胜哉！……郎世宁乃出西法，他日当有合中西而成大家者。日本已力讲之，当以郎世宁为太祖矣！”（《万木草堂藏画目》，１９１７年）甲午败北的阴影似乎一直在康有为的眼前闪动。有人说，就艺术论艺术好了！康翁却径直将艺术与大炮拉在一起：
“以举中国画人数百年……惟模山范水，梅兰竹菊，萧条之数笔，则大号曰名家，以此而与欧美画人竞，不有若持抬枪以与五十三坐之大炮战乎？”（同上）如果我们知道由康有为领导的著名的“公车上书”（１８９５年）和“戊戌变法”其直接导因正是马关条约的签立，便更当理解新崛起的日本在他心中的特殊地位。
甲午战争后中国美术史上有两桩特别引人注目的记载：一是废科举后在新兴师范教育中设立的图画手工科不仅课目采取日本化的西式美术教育，且直接延聘日籍美术教师；二是在世纪初空前的留洋高潮中李叔同、高剑父兄弟、陈师曾等到日本学美术。这种自愿的“请进来”和“派出去”是一种史无前例的新动向。晚明以降随传教士进入中国的欧洲美术实已逾３００年，然一直处于不入雅赏的潜流地位；上述记载则从美术的视角反映出中国士林文化艺术心理的质变，从此西洋美术如平地涌泉，冲击、改变着中国美术的总体结构和面貌。
　　　　中日美术传统联系的颠倒
从来日本学者都是说“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母体”、“中国美术是日本美术的母体”，但从甲午战争后这种传统联系被彻底地动摇了，从此“中国人从有头脑的、内省的和充斥于德川时代艺术家绘画中的圣贤，一变而为１８９５年印刷商们所描述的在近代日本军队面前仓皇逃跑的乌合之众。”（引自《剑桥中国晚清史》）于是不仅出现了上述中国人反过来向日本美术学习的新现象，而且对业经形成的东西方传统联系来说，曾为欧洲人所盛称的１７、１８世纪的“中国趣味”，也被１９世纪后半叶以来以浮世绘为代表的“日本主义”所替代。这种新的时尚的心理基础其实和康有为的文化价值取向是一样的，这又可以看作是上述社会学观点的补充。它雄辩地表明，人们的审美趣味是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制于社会因素特别是重大的社会变化。
　　　　比较与反思
不消说，同样面临西风的近代中日美术，自然地形成了比较研究的课题。
记得《朝日年鉴》上曾说，日本“在明治维新前是大陆美术的亚流，明治维新后又成了欧美美术的亚流。”这与１００年前日本现代美术的先行者冈仓天心所概括的“日本美术富于变化”、“日本美术富于适应能力”是一个意思。从艺术家应当勇于接受新事物和敏锐地反映自己的时代来说，这应是日本美术的一个突出优点，而对于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美术来说，石涛的“笔墨当随时代”本身就是立在“笔墨”传统之上的。因此扎实稳固的东方传统更是相对于日本美术的中国特色。然而也正如恩格斯所说：“现实性根本不是某种社会制度或政治制度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代所固有的属性。”（《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因此所谓“超稳定的封闭体系”或“静止不动的东方”便都失去了现实的依据，这就又使我们见到如同’８５美术新潮所表现出的可以将传统变到面貌全非、恨未超越西方的局面。幸好这种“变”与“不变”的因素恰是可以互相制衡的两极，这可以使我们立足于既是社会学的又是艺术本体论的思考来重构我们的艺术观。
话说回来，日本式的应变能力和我们的传统根基应是怎样的关系呢？这里想到潘天寿在２０年代说过的一句话：“艺术的世界，是广大而无所界限，所以凡有他自己生命的，都有立足在世界的资格，不容你以武力或资本等的势力屈服与排斥。”显然，潘先生这种认识和康翁基于文化心理失衡而产生的对民族传统的盲目自卑是大相径庭的；“武力或资本”，都无改于“日本主义”背后的更雄厚的东方根基，这才是从可以超越时空的艺术自身价值对我们具有无穷潜力和足资自豪的独特民族传统的充分估定。
“没有一种巨大历史的灾难是没有历史的进步来作补偿的。”（《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逊》）刚巧，这是恩格斯在甲午战争前一年讲过的一句话。愿我们从各个方面都能对这场巨大灾难的反向历史意义有更清醒自觉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