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护送”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最好的护送”
赵阳（遗作）
１９４８年２月，我团驻在息县城北、汝河南岸一个临河的村子里。２１日下午，我和韩国锦团长正在研究工作，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传来。
“报告！”没等应声，纵队骑兵通信员闯了进来。他额上挂满了汗珠，显然事情紧急。“这是纵队潘焱参谋长写给团长和政委的信。”通信员把一份急件递给作战参谋黄志平同志。
我从黄参谋手上接过信，信上写着：“韩国锦团长、赵阳政委：邓小平政委率野战军前方指挥所与中原局今晚出大别山，北渡淮河，明日拂晓前到达息县包信集以南附近村庄宿营。你团与骑兵团接邓政委出大别山。你团由团主要领导同志率领一个营的兵力，今晚进到包信集以西附近村庄宿营。要坚决完成任务。”
“太好了！”我和韩团长一起喊出声来。
自从１９４７年七八月我军跃进大别山以来，短短半年的时间，我们迅速在大别山站稳了脚根，打退了敌人三四十个旅的集中合击，实现了毛主席预见的三个前途中最好的一个。现在，邓政委要出大别山了，这意味着中原战局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意想不到的喜讯使我们异常兴奋。情绪稍微平静下来，我们的心里又浮起隐隐的担忧：淮河南岸，敌人布防了几个师的兵力，两个月前，我们一纵出大别山北渡淮河时，曾在淮河以南北向店一带和敌人打了一天一夜。邓政委这次沿哪条路线出大别山北渡淮河？能否顺利通过？想到这里，我们感到肩上沉甸甸的。
我掏出怀表看了一下，已是午后３点。我和韩团长交换了一下意见，决定召开党委会。
会上，我传达了纵队首长的指示，并对如何执行任务提出了意见。我的话音刚落，参谋长赵川和政治处主任马希圣蓦地站了起来：“我们一定要坚决完成这个任务，要抽主力连队去。”会议决定，由我和韩团长带４个连队去执行任务。
夜里９点，队伍悄悄出发了。
天有点阴，云缝中稀稀落落地露出几颗星星。从驻地到宿营地只有４０多里路，为了隐蔽行动，我们绕开村庄，避开大路前进。
半夜１２点，我们赶到了指定的宿营地。我心情兴奋，难以入睡，想到院子去走动走动。刚一出房门，就听到两个换哨回来的战士的对话：
“准又要打大仗了，你信不信？”
“‘小诸葛’说的，我能不信吗？”
“别开玩笑！你想想看，刘邓首长先后出大别山，还能不打大仗？”
“对。这次要打它个天翻地覆了。”
我笑着走回室内。韩团长正在看地图，他抬头问我：“啥事这么高兴？”我把两个战士的对话说给他听，他也哈哈大笑了。
３点钟，我们派往淮河方向去的两名侦察员兴高采烈地回来了。他们一进门，就气喘吁吁地说：“‘野司’首长快到宿营地了。”
“慢慢地说。”
“邓……邓政委，他们已经……已经平安渡过淮河了，正……正在向北行进，离我们这里不远了。”两名侦察员仍然有些上气不接下气。
我们悬着的一颗心落下来了。
东方透出晨曦。５点钟，流动哨兵来报告“野司”机关已全部进入宿营地。
还不到起床时间，我们的宿营地里已经一片沸腾。那些回到班排的哨兵、侦察员成了新闻人物，大家围着他们问长问短。人人眉飞色舞，个个兴高采烈。
这一天，部队全天都处于战备状态。
下午３点钟，黄参谋跑来说：“政委，‘野司’来电话，让你马上去。”
“还说别的了吗？”
“没有，光说让政委马上去。”
我顺手把工作笔记本揣在兜里，翻身跃上马背。
村子相邻，距离不远，２０多分钟我就赶到了。野战军李达参谋长正指着墙上的地图向另外两个同志在说着什么。我向他敬礼后，作了自我介绍。
“好，好，你来了！”李达参谋长笑着和我握了握手，领我走出了这间屋子。
我跟着他跨进后院，向右一拐，进了北屋。一进门，我就看到了邓政委。他和战士一样穿着用稻草灰染的布棉军衣，正在处理文电。
“这是七团政委赵阳同志。”李达参谋长向邓政委介绍。我忙举手敬礼。
邓政委离开办公桌，上前握住我刚刚放下来的右手，“坐，坐。”邓政委指指火堆旁边的一个小凳子，他自己也顺手拉个凳子坐下了。
“你老家是哪里的？”邓政委问我。
“山东。”
“一纵山东人多噢！”
“是的。但解放战争以来，部队成分变化很大，在老兵中除了有冀鲁豫的以外，晋察热辽的也不少。”我不大紧张了。
“那是因为日本投降后，你们北上的原因。”邓政委稍微停顿了一下，又接着问，“你们部队到息县有多少天了？”
“一个多月了。”我回答。
“战士们的棉衣都解决了吧？”没等我答话，邓政委接着又问，“有没有鞋子穿？”
“棉衣在大别山就解决了，现在主要是鞋子困难，但战士们在大别山普遍学会了打草鞋，不少战士还利用破军衣缝成两个口袋当袜子穿……”
听到这里，邓政委笑起来，连声说：“这好，这好，千万不能让战士们赤足行军噢！”
亲切的笑容，热情的话语，消除了我的拘束。当我汇报到部队当前的思想情况时，邓政委对我强调说：“你们一定要教育指战员从战略上看问题，不要光看到自己吃了点苦，多走了点路，就觉得冤枉，要看到整个战争形势的根本变化，要看到全中国。”
接着，我又向邓政委和李参谋长汇报了我团来息县的工作情况。首长们对我团剿匪和发动群众的情况问得特别详细。当知道息县城里的敌人都是国民党的地方武装，而且我们已有打息县县城的准备时，邓政委若有所思地问我：“今晚去打，有没有把握？”我说：“有把握。”邓政委继续问：“你们原来准备怎么个打法？”我把原来的作战方案一一作了汇报。邓政委站起来，从桌子上拿起茶杯，喝了口水，又把茶杯放下，果断地说：“今晚，你们和骑兵团都不要去送我们了，我们自己走，你们去打息县县城。今晚兵分两路，你们向西南，我们向东北。”
“那……”我有点不安了。息县境内国民党反动统治还没有摧垮，地主土匪武装十分猖獗，没有部队护送，这能行吗？
邓政委看出了我的心思，随手拣起一根树枝在地上比划着讲给我听：“你看，你们和骑兵团一起去打息县有两个好处，一个是可以调动淮河南岸的敌人北渡淮河，减轻敌人对大别山的压力，策应大别山的斗争；再一个，打下息县县城，歼灭城里的守敌，有利于发动群众，开辟息县的工作。这意义是很大的，要坚决完成任务，把息县打下来。”
这时，骑兵团团长、政委和韩国锦团长都来了。邓政委又对我们讲解大别山对敌斗争的形势和打息县的意义。
大家对打下息县很有信心，但也都希望先把首长护送到目的地后再去打。
邓政委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意，他轻轻地摆了一下手，望了望大家：“你们不要担心我们，自卫力量我们还是有的。今晚你们去打息县县城，把声势搞得大一点，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那边去，这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护送。”他爽朗地笑了。
２３日拂晓，我团和骑兵团遵照邓小平政委的指示，解放了息县县城。不久，我们欣喜地得知：我们攻打息县，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邓小平政委已于２月２４日安全到达临泉县以南之韦寨，同刘伯承司令员胜利会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