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老战友李达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忆老战友李达
肖克
初识李达同志，已是６２年前在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事了。他参加二十六路军宁都暴动后，分配到湘赣。不久，我奉令由中央革命根据地去湘赣根据地任红八军军长，两人从此就在一起工作了。他有文化，军事素质好，打仗沉着而坚定，所以很快由起义时的连长提升为团长、红八军参谋长。
我感到李达指挥作战的突出优点是：既冲得上去，又稳得下来。他在军校学的是正规战，在二十六路军打的也是正规战，可到红军时间不长，就迅速学会了红军的战略战术。
１９３４年８月，红八军改编为红六军团，我任军团长，他担了军团参谋长。红二、六军团会师后，他又先后担任了红二军团参谋长、红二方面军参谋长、援西军参谋长。他当参谋长既善于料敌，也善于临机。对司令部建设、军事技术培训和管理教育方面，更是卓有成效，使那时处于游击环境缺少训练的部队，整体素质得到了提高。我军作战频繁，他在战时更注意掌握情况，特别是敌方情况，同时注意司令部的正常工作。从起草电报、下达命令、部署战斗，到教练刺杀投弹，甚至打电话、发通知等等，大事、小节，他都予以关注。
红六军团西征时，在贵州石阡的甘溪镇与追堵之敌突然遭遇。不久，战斗失利了，全军团被截为３段，形势危急。李达率领部分人员突围，在湘黔边界地区转战８天，备尝艰苦，率先找到贺龙、夏曦、关向应同志领导的红军，随后又与红六军团主力会合。甘溪失利后的行动不断证明，红六军团是一支打不垮的坚强部队，也体现出指挥员之一的李达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忠贞。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就分手了。直到建国后的１９５５年，军委决定实行“八总部体制”，组建训练总监部时，我们才又在一个单位里共事。我们是老战友，仍然合作得很好。
训练总监部的部长是刘伯承同志，因他常住南京兼任军事学院院长，故由叶剑英同志代理部长，我和李达均以国防部副部长兼任训练总监部副部长。训练总监部下设８个部（局），我兼任陆军部队训练部部长，李达兼任组织计划监察部部长，我们之间工作上的往来很多。
在叶剑英同志领导下，我们那时都有股革命积极性和事业心，认为要实现军委“建设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的设想，主要是应把全军军事训练工作抓上去。在３年多时间里，训练总监部做了不少事情，如１９５５年１１月，在辽东半岛举行了我军首次陆海空军协同的抗登陆演习；１９５６年，连续在北京举办了两次全军战术射击集训、一次战斗训练法集训。至１９５７年，陆军全训师在全军所占比重已达７０％以上。这期间，李达同志负责制订全军的训练计划，并按正规化训练的要求实施。
１９５７年，在训练总监部的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分歧，对这些分歧问题的看法，李达同志与我基本上是一致的。比如，我们都认为：几年来军事训练工作的主流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至于训练中出现一些机械搬用的失误，是工作中的缺点不足，并没有严重到危害革命的程度。又如在新颁共同条令及战斗条例的执行过程中，的确存在一些缺点，但不能以此为由就不执行所有的条令条例了。再如应当怎样对待外军军事技术的问题，我们认为凡是先进的东西，敌军可以用，苏军可以用，我们也可以用。我和李达同志还议论过：旧军队的操典、教令，朱总司令曾灵活地用于初创的红军，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早已证明其效果是好的。对我们的工作被全盘否定，一概被指责为“教条主义”，我想不通他也想不通。１９５７年１０月，我与李达同志在训练总监部训委会上的讲话，都坚持了我们的观点。李达的讲话共分１２个问题，摆事实、讲道理，既有分量，又有说服力。
意想不到的是，我们两人的讲话被当成了“反党纲领”；我与李达被谥之为“资产阶级军事司令部”的“主帅”、“副帅”，多次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同时被撤销了在军队的职务，降职到地方工作。我觉得个人的荣辱进退将来总有事实可以说明，令人痛心的是这场波及全军的“反教条主义”，给我军正规化训练和现代化建设带来了极严重的损害。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２５日，中央军委纪委和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为肖克、李达同志的所谓教条主义问题彻底平反的通知》，这使我和病中的李达同志都甚觉欣慰，但对党的事业受到的损失，总感到遗憾。
“文化大革命”中，我和李达同志都受到冲击，林彪事件之后，我到军政大学工作，在监狱中关押了５年的李达同志也被“解放”出来，担任副总参谋长。我们又可以常常见面了，我感到他仍像战争年代和５０年代那样，任劳任怨、埋头工作，对屡遭严重破坏、当时仍被视作“危险区”的军事训练工作，他不避风险，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恢复，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落实，可以说尽了他最大的努力。
我与李达同志在战争年代并肩战斗，喋血沙场；在和平时期忠贞共事，同受“左”祸的摧残，便自然而然地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现在，他走了，再也见不到他了，但我对他，仍然终身难忘！
在李达同志逝世一周年之际，谨以此文寄托深切的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