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国家经济质量——孟宪忠教授访谈录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经济生活纵横谈

　　提高国家经济质量
——孟宪忠教授访谈录
本报记者张玉来
像任何事物都有质与量的规定性一样，国家经济也有质与量的规定性，它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是否合理，经济运行是否高效。
近日，记者就如何尊重客观规律，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问题，访问了吉林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孟宪忠教授。
记者：党的十四大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发展很快，但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如固定资产投资过热、开发区上的过猛、信贷规模及货币投放量过大。为什么我们一说发展经济，人们就只想到加速基建、扩大规模、膨胀投资呢？
孟宪忠：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反映出我国经济建设长期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重视经济速度忽视国家经济质量，人们习惯于扩大外延的数量型经济，而没有落实以效益为中心的要求。
经济发展当然包括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提高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比例，这有重要意义，但也不能忽略提高国家的经济质量。针对当前存在的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我认为急需明确提高国家经济质量是市场经济建设的一项迫切任务。
记者：“国家经济质量”这一概念的含义是什么？
孟宪忠：像任何事物都有质与量的规定性一样，国家经济也有质与量的规定性，国家经济数量是指经济现实和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国家经济质量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是否合理，经济运行是否高效。具体地说，一个国家的经济质量是由产业结构是否合理，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主要动力是什么，各项投入产出率如何，劳动生产率高低，社会总产值形成的国民收入多少等多种因素决定的。
我国的产业结构，从宏观看，第二、第三产业不发达这是明显的事实。所以，我们要大力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就工交领域来看，产业间的结构性矛盾也日益突出，特别是铁路运输等基础设施与基础产业的支持能力还很弱。目前铁路运输只能满足货运需要的６０—７０％，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我们的经济要加快发展，首先面临着调整产业结构，使产业结构更加合理化、现代化。
从产业结构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质量，还要看每个产业内部的结构。例如，近年来我国一些地区工业化比重虽然有了很大提高，但是许多地区的工业化是低层次的工业化。也就是说，尽管这些地区的社会生产活动已经转向了以工业生产为主，但生产的产品主要还是消耗有形资源的初级产品，产品的高新科技附加值很低，在商品交换中处于不利地位。１９９２年我国５００家效益最佳企业中竟有７０多家烟厂，５００家利税大户中竟有９０余家酒厂。排在我国１９９３年度５００家最佳经济效益工业行业第一位、第二位的也是烟草加工业、饮料加工业。美国、日本前５００家效益最佳企业几乎都是高科技产业或科技含量高的工业企业。世界前５００家最大财团也只有莫里斯、英美、日本、西班牙、雷诺公司等几家烟草企业，而且这几家烟草公司又都是多种经营。试想，烟草加工业和饮料加工业成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效益好的主要工业企业，还谈何经济竞争力和综合国力呢？可是，我们一些地区为了追求产值、速度，还在扩大烟草、酒类生产。
记者：你说到了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那么如何理解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动力与国家经济质量的关系呢？
孟宪忠：不同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的中心资源和动力不一样。农业社会，土地是中心资源，农业劳动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近代社会，工业资本是中心资源，大机器生产是主要动力；２０世纪后半期以来，人力资本变成经济发展的中心资源，科技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现在发达国家的总产值中有５０—７０％是科技文化投入创造的。科技文化投入成为主要动力意味着在资源、能源、资金、劳动、科技文化各项投入中，科技文化投入多，科技文化的产出高，这才是现代化的生产水平。而我国则相形见绌，工业产品的科技文化贡献率不足３０％，近年个别省市还有下降趋势。
记者：请你再谈一谈我国投入产出比问题。
孟宪忠：从各个单项投入产出比率看，我国的能源利用效果系数、资金利税率、固定资产投资效益等都是低质量的。我国单位国民生产总值耗能是日本的６倍、美国的２倍多；我国的资金利税率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１／４—１／３；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效益更令人担忧，在我国现有的２．２万亿元固定资产存量中，闲置和利用率不高的约占１／３，差不多有７０００亿元之巨。这意味着１／３固定资产投资收效甚微。
记者：看来，投入产出比率低，包含着极大的浪费。请你再谈谈我国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
孟宪忠：与发达国家比，我国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相当低。仅举汽车工业为例，我国最大的汽车生产集团有１０万职工，１９９１年销售总额约６２亿人民币，建厂４０年累计生产各种汽车不足２００万辆。日本丰田汽车公司不足１０万职工，１９９１年销售额为６５４．５４亿美元；德国奔驰汽车公司雇有３７．６万职工，１９９１年销售额为５４２．５９亿美元。这两家汽车公司年产汽车都超过２００万辆。试想一下，没有劳动生产率，没有经济质量，入关我们怎样与人家竞争？
特别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省市产值增长虽然很快，但劳动生产率却下来了。这说明这些省市的经济增长不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的，而是通过人力、财力、资源、能源高投入换来的。必须指出，这样的高产出、高速度掩盖了劳动生产率的下降。
记者：看来，国家经济质量不提高，我们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确实很难提高，很难与其他国家竞争。尤其是我国的主要矿种储量、净水、耕地、森林、草原都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人均占有不可再生能源储备也低于世界人均水平。如果盲目通过高投入追求高产值、高速度，必然会损害我们持续生产的条件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
孟宪忠：正是这样。我们再来看社会总产值形成国民收入问题。这是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最终经济效益问题。５０年代，我国百元社会总产值曾形成５０多元国民收入；但到８０年代，不仅没有提高，反倒降至３０多元。这更说明我国经济质量亟待提高。
总之，是通过提高国家经济质量发展经济，还是片面地通过高投入、高消耗发展经济是两种后果和前景不同的发展经济的思路，不可不察。１９９２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时强调经济建设步子要快一点时就十分明确指出：要讲质量，讲效益，讲外向型；“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党的十四大的报告也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建设要实现两个过渡，一个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一个是从数量型经济向效益型经济过渡。我们许多人只注意了要加速发展经济，忽视了依靠科技和教育来发展经济。现在，人们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意识比较明确，但向效益型经济过渡的意识还很淡薄。
记者：你认为怎样才能提高国家的经济质量？
孟宪忠：消费者要有商品质量意识，企业要有产品质量意识，各级领导则必须要有国家经济质量意识。对于各级领导来说，国家经济质量意识是最重要的经济意识。国家经济质量的提高，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做许多工作，而最重要的是依赖于民族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依赖于人才的培养。